爱恨倾城小团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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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下并不纷乱的头发,又审视了一下脸上的淡妆,满意了,才进入教室。
那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原定是演讲而不是念稿,可是张爱玲还是念了稿子,也许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念稿可以快一些。
她说的英语,字正腔圆。讲完后有人发问,她的回答也很简明扼要。在提问时,曾有片刻冷场,於梨华坐在台下,忐忑不安,但张爱玲却神态怡然,一点不窘。事先约定的时间一到,她一点头,就走下了台来。
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婉言谢绝了。其实时间还早得很,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最后商定,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咖啡室去坐坐。
入座后,张爱玲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凌苏打。”说完,朝於梨华企盼地望着。
等冰淇凌苏打上来,她露齿一笑,那神情,简直像小孩子猛然得到渴盼的玩具一样。这样的眼神,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凌苏打的神情,於梨华就此再也忘不了……
她在伯克莱大学时的住所,也是庄信正帮助找的,就在伯克莱城的杜兰街。是那种一间半的小公寓,厨卫齐全,很干净,离办公室又近,一切都符合她的条件。
公寓的外观是白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者画片,一排落地长窗,拉开白色纱幔,可见梧桐树绿、近海水蓝。屋内没有书桌,只有一张放在床头的小几,她把当初在香港为美新处工作时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只伏在小几上写作。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6)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她的家族留下的“特殊遗产”,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历久弥新,这也令她受益不小。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好友王祯和在台湾接待过张爱玲,这让他羡慕不止,老是打听张爱玲来访的情况,可又不敢去见她。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
这才是天赐机缘!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求见。
哪知道,他的探访,要比“三顾茅庐”耗时得多了,整整9个月后,才如愿以偿。
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7)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
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看起来孺子可教,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说:“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已经病了一冬天,讲着都腻烦。”信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不过,还是要先电话联系。
6月份的一个周末,晚上7∶30,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
他们这一谈,竟然谈了7个小时!
张爱玲生平不愿意见人,见了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与水晶这样的交谈,在她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
她在赖雅去世后,何所思,何所想,甚至居处如何,外人都雾里看花。甚至像庄信正、夏志清这样的好友,也都难得见一面,一切都是通信往来。唯独水晶,算是近距离接触了一回。
水晶后来把这次晤面的经过,详详细细写了出来,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题为《蝉——夜访张爱玲》,这才让我们窥见了张爱玲隐居生活的一点真相。
在见张爱玲之前,水晶熟知胡兰成的名言——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可是真的一见,还是觉得与想象中的大为不同。
他忍不住,把这感觉说了出来,而且是说了再三。
张爱玲听了,似乎颇受触动,但仍笑容满面地答:“是这样的。”
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是“蓝溪之水厌生人”,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
他所见到的张爱玲,已经51岁了,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
此外,张爱玲也确如胡兰成所说,脸庞很大。不仅如此,她眼睛也大,眼神清炯。那天,张爱玲穿着高领青莲色旗袍,斜身坐在沙发上,逸兴湍飞,笑容可掬,状态无比之好。
在水晶造访之前,张爱玲就备好了一份礼物。她知道水晶去年订婚了,特地去买了一瓶8盎司的香水,也是“香奈儿五号”。这倒让水晶十分不安,因为他来得匆忙,竟是空着手来的。
接着,张爱玲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是要苦艾酒,还是“波旁威士忌”。她说:“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水晶回答不会喝酒,张爱玲便去开了一罐可乐。
水晶在一旁看她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就像他在《留言》里写的那样。
而后,张爱玲又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因为知道水晶在南洋待过,可能会喜欢热带水果。
水晶简直想不到张爱玲会这样了解他,原来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罢了。
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随意且又十分深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8)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正因如此,读起来才“嗜之若命”。
水晶告诉她,自己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止,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应该有人提一提。
《歇浦潮》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叫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写了*、新剧艺术家,还有革命党人等各色人物。不仅场景逼真,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也很透彻。
张爱玲说,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她很欣赏水晶对《歇浦潮》的品评,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
二人从《歇浦潮》,自然就谈到了《海上花》。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
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 gregarious。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在谈话过程中,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给水晶端了一杯来。
她解释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说话间,她一杯咖啡已尽,又去斟了一杯来。她说自己,一喝起咖啡来,就要喝个不停。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真要感谢水晶先生为我们透露了这个信息。在当今对张爱玲须要“高山仰止”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她曾有过那样的困惑。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她还以描写上海为例,说: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彩色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听着,不禁凛然——“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