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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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小伙子给她写成了将近一米九九！
这真是错得令人恐怖！张爱玲直到晚年还记得这趣事。
这支小小的插曲，难道是个兆头吗？——美国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国。
入境之后，张爱玲在旧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车直奔纽约。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是炎樱！
炎樱此时已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她性格开朗，适应力强，到哪里都不愁有碗饭吃。
纽约，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楼如林而立，摩登气息迫人而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咒语式的诗句，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的悲欢。
在纽约，拂面不冷是香风。
但张爱玲似乎对这香风无动于衷，她欢喜的，就是能见到炎樱了。一开始，爱玲就住在炎樱的家里，她们还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东西，一如当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
1949年4月，胡适脱离政坛，从上海也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寞落的闲居生涯，闭门谢客，一心考证《水经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来到纽约。
50年代初的那些时日，台湾海峡两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张的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蒋氏父子的待见；在大陆，他的思想体系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现在只能蛰居在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适晚年没有多少钱，日子过得清苦，以至请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他常对晚辈友人感叹：“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虽然他荣膺了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但在美国谋职也很困难；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一个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
张爱玲在给他寄《秧歌》时，曾同时给他写过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在信中还向她索书，张爱玲就马上寄了《传奇》、《流言》和《赤地之恋》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2）
当年11月，刚到纽约一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拉着炎樱一块儿去见胡适。
纽约东城81街上，有一排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胡适的居所就在这里——104号。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太阳底下晒着，爱玲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人还在香港。
上了楼，她看着室内陈设也眼熟得很，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枝枝节节的，全都能引起故国之思。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3）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
爱玲此时一是没别的办法，二是反正没别人认识，也就不在乎了。
女子宿舍的场景，有些怪怪的。入住虽然有年龄限制，但也有几位年长的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点关系，似乎是打算在此终老的。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为“中尉”、“少校”。餐厅里为大家代斟咖啡的，是从街上临时收容来的流浪汉。
令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先生专门来看望了她。
爱玲请先生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来。
张爱玲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来，看着空洞的大厅，只好无可奈何地笑。但是，胡适却称赞这地方很好。爱玲就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坐了一会儿出来，胡适一路四面看着，仍是满口说好，倒不像是在敷衍。不过，也许这并不是在夸环境好，而是在表扬爱玲没有虚荣心，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也能安之若素。
这一次送胡适出来时的情景，张爱玲刻骨铭心，连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字字带有深情——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即赫德逊河。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里面提到的“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是说凡是著名的公众人物，都有很鄙俗的一面。这是张爱玲一贯的观点，可是见了胡适，她才凛然一惊——原来此人是个例外！
张爱玲臧否人物向来苛刻，以这样的口吻来写一个故交，绝无仅有。看似平淡的文字，细品起来，真是撼人心魄！
老人家有强烈的幻灭感，她很同情，因为她也有过幻灭——比很多人的幻灭要早得多。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其间跟胡适通过信，汇报过她结婚的事情张爱玲自己记成“几年不通消息”，不确。。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曾写信请胡适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爱玲三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书里通篇都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了字。爱玲看了大受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那心情，在后来写回忆文章时都感觉无法形容。
也就是在1958年，胡适返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爱玲是在报上读到消息的。
1962年，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作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几天后逝世。张爱玲那时正为生活的重负所迫，在报上看到噩耗，也没太悲痛，只是心情惘惘的。也许在她的印象中，胡适早已不是现实中人，而是历史上的人物了。
她当时想：“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70年代初，张爱玲稍安稳下来，想译《海上花列传》，不由得想起，假如早几年动笔的话，不但可以请胡适帮忙推介，而且他也会感到高兴。想着便一惊——“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那以后，一想起胡适先生，爱玲就几欲流泪，但是又不愿意去想。有很多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了；有很多的氛围，也已荡然无存了。她只觉得“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她不敢多想。
赫贞江畔的寒夜里，有这位老人在，多少还给了她一些温暖。
难道人世间可让人慰藉的，就只剩下了这个吗？
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1）
张爱玲此时，并不满足于夫妻和睦、衣食渐丰。她终究不是能做笼中鸟、池中鱼的小女人，一有转机就想做鲲鹏之举。
有一个计划一直在她心中酝酿，秘而不宣，连赖雅也没告诉。早在两年前，她在办理入籍护照手续时，偶然发现了一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她便打听了一下去香港的飞机票价。入籍以后，她不再担心什么了，想回香港去走走。
她想，与其这样越洋为宋淇的公司写稿，还不如跑到香港去就近写作，恐怕机会还要多一点。
航空公司答复她，票价要1000美元。
爱玲当时没有行动，一是因这笔费用她根本拿不出，二是刚到旧金山也不宜轻动。于是这计划，就一直埋在了她心里。
现在，生活稍安顿，但写作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她连续写了几篇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找不到买家。1959年底辛苦写成的《怨女》遭到拒绝，曾使她一度绝望之极。该书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北地胭脂》。如今身心都还可以，岂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向赖雅摊牌，谈了她的“东方之行”计划——到香港去，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顺路再去一趟台湾。
她此时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想写一部英文小说《少帅》，要有一些实际感受，也需要搜集相关资料。“少帅”即张学良，这时正被蒋介石幽禁于台湾，此去就是要找机会见见他本人。
赖雅听了，大为震惊。
他现在正如张爱玲当年亲昵嘲笑的那样，婚后完全成了“没有作品发表的作家”，等于靠爱玲供养。现在听爱玲这样一说，以为爱玲有离他而去之意，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大感沮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好，我很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