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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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叹道：“你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他说起年轻时，爱过一位同乡的“四小姐”，她要去日本留学，本来可以一块儿去，可是……胡兰成一笑：“要四百块钱——就是没有。”
几天来，胡兰成不光是跟她讲生平的小事，也讲理论。不过，爱玲觉得他的理论往往会有“愿望性质的思想”，一厢情愿地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对中国农村也有太多的理想化，不过是怀旧而已。所以爱玲也不大注意听。
每天晚上胡兰成走后，爱玲都“累的发抖，整个人淘虚了一样”，坐在姑姑房间里俯身向着小电炉，抱着胳膊望着红红的火。
姑姑也不大说话，像大祸临头一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9）
胡兰成的造访，姑侄俩其实都各有尴尬。爱玲一向是不留朋友吃饭的，因为做饭要姑姑动手。可是胡兰成来，一坐就坐到晚上七八点钟，不留吃晚饭，也成了一件窘事。
再加上面对姑姑的窘，两面夹攻，简直让爱玲承受不了。她很想秘密出门旅行一次，稍作缓解。可是时局不靖，日本兵到处发威，可不是旅行的好时候，再说也没有这笔闲钱。
有天晚上胡兰成走，爱玲站起来送他出去。胡兰成灭掉了烟蒂，双手按在爱玲的手臂上笑道：“眼镜拿掉它好不好？“
爱玲会意，笑着摘下眼镜。胡兰成吻了她，她感觉到他的胳膊有一阵强烈的痉挛向下流去，也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
爱玲想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小团圆》里的这句话，和《色？戒》里王佳芝在关键时刻的那句话一字不差。
第二天，胡兰成在外面有饭局，吃过了晚饭才来，爱玲给他端茶的时候闻见有酒气。
谈了一会儿，胡兰成就坐到了爱玲身边来，直通通地问：“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昏黄的灯下，爱玲靠在沙发背上，转过头微笑地望着他：“你喝醉了。”
“我醉了也只有觉得好的东西更好，憎恶的东西更憎恶。”他抓过爱玲的手，看了看两个手掌心的纹路，笑道：“这样无聊，看起手相来了。”而后，又说了一遍，“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爱玲问：“你太太呢？”
胡兰成不假思索就答：“我可以离婚。”
爱玲想，那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于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不想结婚，也是因为时局不靖，谁说得清楚战后会怎样？胡兰成也明白，微笑着没有做声。
话题又说到了张爱玲的名字，胡兰成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临走，胡兰成把爱玲拦在门边，一只胳膊撑在门上，喜滋滋地久久望着爱玲。
他的脸，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
爱玲不去看他。
他终于只说了一句：“你眉毛很高。”
胡兰成走后，爱玲对姑姑说了他求婚的事——关起门来单独相对了那么长时间，总要对姑姑有个交代。
姑姑说：“当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
爱玲说：“我知道。”
第二天，胡兰成破例没来。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连姑姑也发觉了：“有好些天没来了。”这正是早春时节，马路上两行洋梧桐树抽出了新叶，每一棵都像高举着一盏绿点子的碗。爱玲独自在这路上走着，心情非常轻快。这件事，该就这么圆满结束了吧？
——不过，也有点怅惘。
张爱玲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她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谁不喜欢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呢？”
《小团圆》里说得就更明白：“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
张爱玲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无数她的传记作者，都不吝笔墨，渲染了两人的这段“执手”之爱。
——其实，这只是胡兰成司空见惯的一段*史。
很多传记作者，也都为张爱玲做了辩护，大概都是说：乱世里，谁还能顾忌那么多呢？
——不对，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张爱玲个性特异，看人一贯将情趣与气质放在首位，对胡兰成的污浊背景竟然毫不以为意。这是错其一。
她自小与父亲不睦，又受五四之后青年们普遍的“弑父”思想影响，有叛逆倾向。而这叛逆恰恰又针对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张的，她都充耳不闻。因此，在对胡兰成的认识上，远不如姑姑那样警觉。这是错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里讥讽过的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的舅舅，在看待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问题上，也曾忧心忡忡：“小煐怎么会和胡兰成在一起呢？”
张爱玲不问政治，但日后政治却要来问她。
如果没有这场恋爱，那么张爱玲无论怎样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兰成有了关联，她就必须接受舆论最严厉的评判。
她的成功与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与整个现实对抗，那就只有身败名裂。
可惜张爱玲在意气风发之际，毫不理会这一点。
她不相信谁还能把她击败！
苦酒就是这样在最甜蜜时酿成。她的“倾城之恋”，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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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1）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2）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比较诡异的是，胡兰成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3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3）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4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
这一年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见《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4天内一销而空。9月，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彛⒍稚健⑹┘妹赖母遄印４蠹叶贾勒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