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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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埃尔斯：
　　我没有因你的信而气愤。你希望为弗里达尽最大的努力，我也一样。但我想，你是在要求我们抛弃真苹果而选择一个镀金苹果。如今，宣布一个人的欲望与要求比放弃它更需要勇气。如果弗里达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愉快地生活，那我就会说“去吧，”因为三个人中有俩人幸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她仅仅是在牺牲自己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可能，我就要留住她。因为，如果她为了孩子们而牺牲自己的话，那只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要是我也祈祷的话，我想我会说：“上帝啊，别让别人为我做出牺牲——我身上的负担已经够沉重的了。”
　　无论孩子们现在失去了什么，他们将保留他们内心的自由。一旦他们长大成人，他们独立的自尊心将会很强。但是，如果弗里达放弃一切而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就会渐渐丧失坚强。因为待成年后，他们将不得不供养她。那样的话，也就没有独立的生活可言，他们首先必须报恩，为她而活着，就像一个人想送一件根本不想回报的礼物，却又使受礼人不得不回礼。其结果，往往是他负担不起的。
　　因此，必须坚持下去，决不能让她到孩子那里去，而是希望、希望、希望拥有他们，拥有我们认为美好的一切，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也许你会说，“劳伦斯教我如何去当英雄。”——我希望他能够同样地“走自己的路”。他并不感到自己很勇敢，只是茫然不知所措而已。
　　不要介意我所写的，可以吗？
　　你的忠实的　　　　
　　Ｄ．Ｈ？劳伦斯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于艾戈别墅，加尔达湖　　
　　亲爱的埃尔斯：
　　你不会料到我会呆在这儿，像离水的鱼儿一样苟廷残喘，而弗里达正风风火火地赶去穆肯吧？我真孤独啊。
　　关于那篇文章——弗里达在讲述事情方面简直是个糊涂人——《英语评论》，每一先令一期的月刊想高人一筹，请我写一篇关于德国现代诗歌的文章，大约三千字。他们希望我写出些新内容——谈谈那些在最近十年出版的，以及像德默尔、利思克瑞恩、斯坦凡？乔治、里卡达？胡赫、爱尔萨？拉斯卡？许尔这样的诗人。你不是对现代德国诗歌有成熟见解吗？那好，就把你所想的写出来。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德默尔装腔作势、庸俗无聊，但不要说得太经典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英语评论》将会洗耳恭听对那些印刷精美、形式巧致的诗歌的赞美。
　　他们会很欣赏那些对诗的倾向性和影响力的评论。务请引用足够多的短诗文来作为例证。写一写“妇女诗歌在当代德国”或“当代德国的妇女诗歌”大概是个好主意。
　　

徒步去意大利（7）
这会使《英语评论》的读者感到津津有味。据信迪弗劳已经搞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如果我对此有足够知识的话，我倒乐意亲自写一下。（在英国期间，我已经审阅了两本德国现代诗歌集）。
　　一定要写妇女——写她们的目标与理想——再写一点她们的个人生活。不知你是否知道，女人更愿意从事绘画而不愿照料孩子，因为任何一个母性都可以胜任后者，而只有那些杰出的妇女才能表达一个人的意愿。对此，难道没有人对你谈起过？女人的头发是红色的吗？把这些写进去。
　　“德国现代妇女诗歌”听起来挺有趣的。用德文写——我能很轻松地阅读你写的德文信，因为你没有使用歌特式的象形文字。
　　这里的天气好极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批开放的玫瑰花。这儿遍地都是丛生的樱草花，可爱的蓝色的小植物以及丁香色的藏红花。你要是来这儿一定会喜欢这一切的，而我们对你的来访也将十分愉快。
　　Ｋ夫人写来了一封信，还转交了一封律师写给Ｅ的信。信中说：“我们应该劝Ｗ教授，在离婚过程中，把Ｗ夫人提送到法庭。她有关孩子的任何请求都必须提交到法庭。”那当然需要请一位律师。
　　弗里达说，再让孩子离开她六个月实在是太久了。他们会变得生疏起来。这也许是事实。天知道怎样才能解开这些乱麻。无论如何，离婚已经有所进展。在英国，第一次听证后法官就宣读离婚判决书——也就是说，离婚得到了许可，除非出现什么意外。否则的话，六个月后，离婚便成了事实。到那时，弗里达又自由了。在离婚成为确定事实之前，Ｅ不能与弗里达有任何接触。一切安排都应通过律师进行，可孩子只有在复活节才放假，在那以前，可以定下来吗？我们得等着瞧。这就需要你跑腿了。把那本精彩的书寄来，切切。六十法郎已收到。
　　弗里达准备寄一张我计划装个框子后送给在阿斯肯的韦伯教授的画，她说那是为你准备的。
　　多谢你的帮忙。
　　Ｄ．Ｈ？劳伦斯　　　　　　　　
　　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０日　　
　　于艾戈别墅　　　　　　　　　　
　　

1913—1914年（1）
那年春天，我离开别墅，去德国的巴登巴登，见了我父亲最后一面。当时他病得很重，精神也垮了。“我再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他老是这么唠叨。
　　劳伦斯和一位朋友一起去了瑞士的圣贝尔纳德救济院观光。我们约定两周后在伦敦碰头，去看看我的孩子，安排离婚的事宜。我们在伦敦住在加尼特家。一天早上，我在孩子去上学的路上碰到了我的孩子。他们兴奋地围着我欢跳，嘴里还直嚷嚷：“妈妈，你可回来了，你何时回家啊？”
　　“我不能回家。可你们必须到我这儿来。我们还必须等待。”
　　可我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多让人难受啊！我自发的生活有一大半倾注在他们身上。可如今这一切都被割断了。当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他们时，他们谁也没对我讲话，只是用那一张张白白的小脸看着我，仿佛见了鬼似的。显然，是有人教他们这么做的。这实在让人不堪忍受，而劳伦斯，则因为爱莫能助而忿忿然。
　　那时，我们见到了凯瑟琳娜？曼斯菲尔德和米德尔顿？默里。我想，他们是当时我们仅有的两个朋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兴奋和欢欣。我们和凯瑟琳娜在她在伦敦的公寓里一起喝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凯瑟琳娜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些坐垫、蒲团以及一只养有金鱼、贝类和水生植物的养鱼缸。
　　记得她是那么绰约多姿，仪态万方，棕色的头发，细嫩的皮肤，褐色的眼睛。后来，我们把她的眼睛称作ｇｕ－ｓｕ眼。她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竭尽全力在帮我同我的孩子建立联系。她去看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带去我的信。我爱她，把她视为自己的一个妹妹。
　　当我看到凯瑟琳娜和默里出人意外地坐在汽车顶上，互相做鬼脸、吐着舌头时，简直要迷上他们了。
　　在马加特，我们还碰到了辛西娅和赫伯特？阿斯奎斯。我觉得辛西娅简直可以同维娜斯媲美。我们还在辛西娅的家里见到了埃迪？马什、渥尔特？雷利爵士和辛西娅的家人。辛西娅的那幢房子非同一般，全都是用船上的木料修建的。辛西娅始终是个忠实的朋友，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战争时期往往难觅知己。
　　但劳伦斯却呆不住，想离开英国，部分原因是因为离婚的事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不久，我们便回到了德国的巴伐利亚。在那儿，劳伦斯完成了他的短篇《普鲁士军官》。小说中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物——军官与他的侍从之间奇怪的抗争，在我看来对劳伦斯具有特别的意义。小说写于一次大战爆发之前，仿佛他已感觉到战争迫在眉睫。在小说中，那个权力在握的上司神志清醒、郁郁寡欢，总在那里嫉妒另一个人的朴素而心满意足的秉性。我感到劳伦斯自己就一身兼有这两种特性。
　　这两个人物似乎代表了他分裂的灵魂，一方面是充满意识的人，另一方面却只有下意识。
　　人生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身上不同的特性慢慢地融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普鲁士军官》是一个奇特的故事，它让我害怕，让我看到了劳伦斯灵魂的黑暗角落，人类灵魂的黑暗角落。但劳伦斯在问题和生活中可怕的事情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他的意识试图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里去时，他常常病得干不下去。这更深的层次其实就是灵与肉的相互作用，而我在这时往往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并试图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那么地需要我，以至于我必须始终陪伴着他，完完全全地为他服务。有时，是我把他逼进更深的层次，激起他内心的冲突。这时，如果我走开了，事情就会很糟糕。他最恨我走开。而我则会这么告诉他：“你把我当作一个‘解剖兔子’的科学家。我成了你的‘试验品’。”
　　

1913—1914年（2）
我们想再去意大利走走。
　　第二年冬天，我们在靠近莱里西的地方找了一座名叫“菲谢利诺”的小别墅。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更有南方风味的意大利，像吉普赛人那样在那儿小住了一个时期。这一切总是更富有探险性。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到处都是橄榄树和各式各样的蔬菜。这片土地缓缓地伸向海湾。我们常常在海湾洗澡。那里还有一条平底船，劳伦斯喜欢坐着这条船，乘风破浪驶向大海。这时，我总是呆在岸上望着他，像一只在孵小鸡的母鸡，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如果你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就在那儿淹死吧。”
　　雪莱就是在不远的地方淹死的。在高高的岩石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吊床里，欣赏那些漂亮的红帆船里的渔民，还有那些从斯培西亚来的潜艇。我们雇了一个女佣人，叫艾丽德，她照顾我们的生活，也很忠爱我们。她的母亲弗丽丝也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她们对我们非常忠实，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市场替我们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对我们绝对地负责任。艾丽德感到悲哀的就是劳伦斯有时会穿着旧衣服出门。这时，她会飞快地追上去，递给他一件外衣，“穿上，洛伦佐，穿上，洛伦佐。”逼迫他穿上。这一点就是我也做不到……当我在圣诞节带她在斯培西亚买东西时，她对我殷勤备至，仿佛她是在侍奉意大利的皇后，这实在使我懊恼不堪。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有一次，我们在沃特菲尔德家观赏他们漂亮的古城堡“沃拉”。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屋子之大，简直让人感到可怕。相形之下，我们的两张床显得那么渺小，我们只得将它们拼起来，以便在偌大的空间里造成一个较大的位置……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城堡高居于马革拉河之上，河水怀抱着城堡，在下面缓缓地流去……宽阔的城墙上，长满了盛开的鲜花，形成一种但丁式的黎明，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菲谢利诺别墅只有三间小屋子，一个厨房。我竭尽全力想把它搞得尽可能舒适。其实，我怎么做都关系不大，因为我们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在外面用餐，长时间地散步，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屋里，在楼下生个火炉。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主要契约永远是对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看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大是小，都有其自身的魅力。
　　但我们也遭到一些沉重的打击。纽约的米切尔？肯尼迪替美国买了几册《儿子与情人》，给我们寄来了二十五英镑的支票。当时我手头正好缺钱，劳伦斯便对我说，“这钱你就留着用吧。”我把支票拿到斯培西亚的一家银行兑现，可他们对我说，支票上的日期是涂改过的，必须退回纽约重开。支票退了回去，可一直没有再寄回来。就这样，十二年里劳伦斯没有就《儿子与情人》拿到美国的一分钱。这种吝啬使得劳伦斯终日默默地生气——其实，这种事还是不去想的好，忘掉算了。既然无能为力，又何必去为此而耗费精力呢？可我在当时却像个傻子，因为自己感到了失望而大谈特谈这事儿。后来，我们又碰上了不少这类令人沮丧的事。尽管他的工作风险很大，可他还是接受了十分微弱的经济地位，而我想，我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善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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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3）
在斯培西亚海湾周围有不少别墅，我们在那儿碰到了不少那儿的主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些人大多很友好，可我对劳伦斯说，“我不喜欢说假话。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结婚，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不再会喜欢我们了。”
　　有那么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漂亮小姐亨廷顿，就为此而十分忧伤。“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她后来写信对我们说，“我自己觉得你们很不错。可我不得不对你们说：我相信你们错了，你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错误，一种罪孽。”她是那么地忧伤以致我都替她难过起来，因为她本人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而我还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接受了我自己，因为在我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直至今天我还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价值，整个社会游戏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标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社会游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菲谢利诺度过的那个冬天非常愉快。其间，劳伦斯写了《虹》。当时书名暂定为《姐妹们》。记得当时加尼特读了《虹》的手稿，对它不那么欣赏。为此，劳伦斯十分沮丧，认为加尼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对他说：“你是在打破旧的标准，开创新的天地。”有人说我毁了劳伦斯的天才，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劳伦斯总是那么忙忙碌碌，他教了我不少歌，我们在傍晚时分一起歌唱。他喜欢我嘹亮的嗓子。他自己唱起来声音很轻，但是，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以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方法绝妙地传达了歌的音乐和精神。
　　我们也在一起绘画。他作画时是那么地专心致志。用嘴舔一下笔，迅捷地画在纸上，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之中，根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