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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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么可恶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犹太人的、残忍的、光裸的、尖刻的。没有树木，没有绿叶，没有生命，唯有杀人的意志，铁的思想和理想——铁的意志和理想。这些可怕的红海海岸。而红海本身又像一只大火炉，闷热得没有一丝风。这是穿越这红海的一条奇怪的出口。在它的背后便是耶路撒冷、希腊、罗马和欧洲，已经完成的和已经逝去的——一个伟大而可怕的梦。它初于犹太人，也终于犹太人。如果你见到了西奈山，你也就能明白这一点了。这理想一直在抑制人，耶和华便是这种理想之父。宙斯、丘比特、基督不过是儿子而已。上帝应该得到赞美，而西奈山和红海则是流逝的过去和完善。
　　昨天上午，我们穿越了曼德海峡，再一次进入辽阔的大海。我庆幸我们能走这条路。昨天一整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地，那种阿拉伯风味的大地，光秃秃的，一片不毛之地，但不像干血那么红，那么刺眼。今天，船航行在一望无边的大海上，看不到任何土地，可不久，我们就要穿越萨克罗特拉角。现在，我们这条船已经超前了十五个小时。也许我们可以在星期天晚上，而不是在星期一到达科伦坡。这儿天气很暖，可风也一直刮个不停。这段海域里到处都是白色的小马头鱼。船航行得很稳，不受任何影响。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碰到什么意外。船上的人都很友善，让人感到心情舒畅。我现在正在翻译《作曲家杰苏阿尔多》。我故意把墨水泼在甲板上，这样，这条船上就永远留下我黑色的痕迹了。今天十一点钟，我们将吃到冰淇淋而不是果汁了。船上的女人都换上了夏装。到了晚上，大家一起跳舞。海面上已经出现小小的飞鱼了。它们银光闪闪，像蝴蝶一般地飞翔着。偶尔，也可看见几条黑色的小海豚，像小黑猪似地浮出水面。
　　Ｄ．Ｈ？劳伦斯　　　　　　　　
　　３月７日，星期二　　
　　于阿拉伯海上　　　　　　
　　我们在意大利时住的维克夏别墅旁有一个巨大的储水池，在通往大海的岩坡上。那儿还有几泓清水专门用来浇灌柠檬和橘子树。早开的杏仁花有品红的，也有白色的，煞是好看。日光兰、野水仙花、海葵，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散步时都可以发现。一切新鲜的东西都逃不过劳伦斯的眼睛。我们从来不会对发现新的宝贝而感到厌倦的。
　　我们曾经同雷尼、约翰？贾塔和英苏尔一起去锡拉丘兹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当时，在意大利，火车很不准时，喜欢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雷尼凭借她对真正的殖民地的经验，出发时带上了一大篮食品和一只酒精炉，这样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随时可以用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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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后（7）
到了火车上，雷尼从她的小包里取出绣品和绒线开始绣起来。她竟把列车车厢当成了颇有生气的临时的家了。锡拉丘兹的采石场对我印象很深。在这儿，雅典的青春之花受到了摧残。这些采石场里，希腊人在挨饿，而锡拉丘兹的太太小姐们则在采石场的顶部漫步，看着他们慢慢地死去。采石场留给我的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印象。我怀疑花几个世纪也无法洗清这个不讲人性的肮脏之地。这地方将持续下去，提醒人们想起恐怖的日子。在我看来，锡拉丘兹和它的辉煌已经逝去。人变得更为残酷，可一旦他沦入这么个境地，他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至于我们在冬天对撒丁岛的游览，劳伦斯已经十分精确地加以描述了，精确得无以伦比。
　　加利鲍尔迪，那风景如画的海岛，曾经是民族英雄加利鲍尔迪率领一千名志愿军开始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地方。
　　沿着我们所走的石子路，当地的农民骑着驴子，高声唱着从我们眼前走过，走进大山里。牧羊人沿路赶着羊群，吹着芦笛，仿佛还在古希腊的盛世时期。我们在一座花园里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希腊庙宇，在道尔米那还有一座漂亮的古希腊戏院，面对着埃特那火山。那是一座绝妙的戏园子，当然不能演现代戏，可我又是多么想能在这儿看到像索福克勒斯那样的伟人啊，多么希望古代灿烂的生活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尤其在这阴郁的战后的日子里。
　　我真想祈祷：“啊，上帝，给我一点光明吧！”
　　去西西里，总让人感到触摸到了许多文明，希腊文明、摩尔文明、诺曼底文明以及其他遥远的过去的文明。
　　当时我们雇老格雷齐亚替我们买菜，我挺喜欢看劳伦斯同她结账。她那张狡诈的西西里脸偷偷地看着他，看看她到底能敲多少竹杠。
　　“她可以敲我一点竹杠，但不能太多。”劳伦斯老这么说。他对老格雷齐亚管得很紧。每天早晨，我们一直要睡到太阳升得老高才起床。整个冬天，我们屋里都有玫瑰。我们过的是一种很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后，劳伦斯写作或帮助整理房间，或者，从花园里的小橘树上摘柑橘，观看老山羊的小羊羔。然后，便是吃早餐，擦地板，从墙边水槽里取水，有一条大黄蛇也常常去那水槽汲水，然后再爬回自己的洞里去。
　　劳伦斯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环境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在维克夏别墅，我们一般用焦炭做饭，可到了星期天，劳伦斯总为我生起一个大火炉，而我，则在那上面做大大小小的蛋糕、果馅饼、甜饼、肉馅饼（此时我已经是个不错的厨师了）。尔后，将所有这些放在餐室的壁厨里。我们管它们叫：比顿太太的橱窗摆设。
　　有一回，我们和三个朋友在他们的别墅里用餐。大家吃得很开心，我们喝了些白葡萄酒。那酒看上去很纯，没有毛病，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回家的路上我便感到了它的反应，幸亏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得快点儿赶回去，那两个英国太太就要来和我们一起用茶呢。”
　　于是，我们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可不幸的是那西西里白葡萄酒不久也对劳伦斯起作用了。那两个英国太太来了，劳伦斯显得格外兴奋，对她们十分友好。我悄悄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轻声说：“走吧。”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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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后（8）
“你让我走开去干什么？”他问道。
　　看得出那两位来访的客人显得很尴尬，巴不得早点儿离开。
　　“不行，不行，不能走。你们一定得吃点儿含羞草。我去替你们摘。”劳伦斯坚持说。于是，他便领她们穿过花园，去一棵小树上摘含羞草，结果劳伦斯从树上掉了下来。
　　那两位太太慌慌忙忙地走了。
　　第二天，劳伦斯感到很恼丧。他碰到其中的一位夫人，竭力想向她道歉。可她对劳伦斯态度很生硬。对此，劳伦斯不无怨恨地说：“让她见鬼去吧！”
　　我想，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劳伦斯是个好喝酒的人。可怜的劳伦斯，他一生都没有多余的钱来买酒，因而也就没有了喝酒的念头，他在饮食方面非常节约。同他在一起的那么多年，我只看见他喝醉过两次。
　　我们住在道尔米那时天气很热。记得当桑椹成熟时他曾穿着浴衣上树去采摘。桑椹红彤彤的，水分很足。桑汁顺着他的身子往下流，使他看上去很像几年前我们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看到的基督的形象。
　　在维克夏别墅，他完成了《鸟、兽、花》诗集，以及散文《大海与撒丁岛》，《误入歧途的女人》也是在那儿完成的。《大海与撒丁岛》是劳伦斯在我们从撒丁岛回来后马上就着手写的。他一口气写成，几乎没改一个字。而他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则是几易其稿。有时候，我更喜欢他的第一稿，但他自有主张，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有一天，我发现《大海与撒丁岛》的手稿丢在厕所间里，便对他说：“你干嘛把手稿放在那里，那多可惜啊。稿子写得那么好，那么整洁。”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该书的价值，只是觉得写得这么整齐的稿子落到这般结局怪可惜的。可劳伦斯似乎有毁掉自己手稿的热情。他憎恨和讨厌他亲手写的东西。
　　“我真想把我的全部手稿都烧了。出版的书又另当别论。人们可以保留印成铅字的我的作品。”
　　这一点，恰如他希望作为个人的他能同作为作家、作为公众的他区分开来一样。他总是竭力捍卫自己的隐私，他喜欢同那些不知道他生活底细的人打交道，而且，他实在不愿意同别人谈论他的作品。“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不会喜欢我的作品的。”可我却每天读他写出来的东西，他的作品可以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果。
　　我必须接受他所写的东西，并喜欢它，那样的话，他就会很满意，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会怎么看待他的作品。他写的是他生活的经历，而且是确有把握的那部分经历。同他一起旅行，就像每分钟都在那体验一种生动的新经验。
　　然后，从维克夏出发，我们真正开始了第一次离开欧洲的游历。
　　我们抛弃了我们可爱的维克夏别墅，出发去巴勒莫。那儿，野花遍地皆是，甚至还粘在我们的行李上。我看见劳伦斯挤在它们之间，同样狂热地挥舞着手中的雨伞。当时正是午夜时分，我着实吓坏了。
　　一位美国朋友给了我一块我一直向往的西西里马车的饰板，画面很活泼，色彩很刺目。我挺喜欢的。可劳伦斯说，“你不会带着这玩意儿去锡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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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后（9）
“让我带去，让我带去。”我忙不迭地恳求道。于是，他同意了。从巴勒莫，我们出发去那不勒斯。我们差点儿误船。当我们一踏上船甲板，跳板就马上升起来了。旅程多惬意啊！每个人都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时间没有什么责任的重担。人们前去见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者，是去澳大利亚那片神奇的土地。劳伦斯对此行很有兴趣，情绪高涨。船上的人互相之间都充满了爱心。他们似乎成了一生中的挚友。然后，我们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船的一侧，是诺大的阿拉伯沙漠，那么荒芜，让人心悸。有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闻到了桂皮香。果真，船已停靠在科伦坡了。我不由大惊：“我知道这一切，知道这一切。”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这热带的国家，这些了不起的男人，这种飞快的发展速度，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激奋，同时也让人感到有些可怕，有些讨厌——正如劳伦斯所说。我们在布鲁斯特家过了一夜。那是一幢很大的平房，里面来来去去的全是黑人佣人。到了早晨，太阳升了起来。我们起床后感到天气热得可怕。随着太阳的升高，热浪也越演越甚。我们外出去走走，我发现一个庞然大物，大得像一座房子的东西朝我们走来，定眼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象在用鼻子扛树。牵象人让大象朝我们行额手礼。这庞然大物！当地的青年人前来看望我们和布鲁斯特夫妇。布鲁斯特夫妇对佛教有一定的兴趣。在那时，劳伦斯变得英国气十足，总是傲慢地冷落大多数来客。有些年轻的僧伽罗人因此竟说我长着一幅圣人的脸面，而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竭力装扮在外，而劳伦斯则让这圣人挤进他内心去的缘故吗？后来，我们又经历了一次绝妙的祭祀活动，那是专门为威尔士王子举行的。真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一方面，是王子端坐在图斯庙高高的阳台上，一方面则是沸腾的热带黑人簇拥在庙宇之下。空气中弥漫着火把焚烧的气息和黑人身上涂抹的油香味。深更半夜的，大象也来凑热闹，尽管天已漆黑，可仍然是热浪滚滚，那手鼓的声音仿佛一直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夜幕降临得很快，手鼓声传来时，我们发现当地人在四周山上燃起了火堆。森林中传来了喧闹声，那种原始的吼叫声、咆哮声、屋顶上的滑动声、门外黑暗中的扑腾声，这一切的一切，又怎么让人能够入睡呢？
　　那儿的气候不适合劳伦斯，我们必须离开。在锡兰，劳伦斯心情不佳，毫无幸福可言。热带地区不适合他。
　　我对我们周围的生活十分着迷。在我看来，那实在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我们还去了康提特因康马利街一号的一家小珠宝店替劳伦斯买首饰。店老板拿出一只皮箱，在我们眼前展示五颜六色的珠宝，蓝宝石，红宝石和玛瑙。劳伦斯替我买了六颗蓝宝石，一颗黄色的。它们排成一圈，以花的形式做成胸针。那颗黄的居中，五颗蓝宝石像是花瓣。他还替我买了一块红宝石，以及一小盒月长石。如今，那蓝宝石胸针已丢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一生丢了不少东西），月长石也不知去向了，只有红宝石还在身边。当时，我还想去澳大利亚，那对我很有吸引力。后来，我们果真又出发了，带着箱子、那块西西里马车的饰板和所有的家当上路去澳大利亚的珀思。在船上，除了英国人就是澳大利亚人，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船在开往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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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后（10）
我们起先在离珀思不远的地方小住了一个时期，然后便深入到那陌生而模糊的灌林深处。那么模糊和不确切，仿佛就像创世纪之前那么浑浑噩噩。澳大利亚好像尚未诞生。到了那儿，人感到自己也变得模糊、遥远，有待出生似的。在那儿，我们同斯金纳小姐住在一起。劳伦斯当时正在审读她的小说《灌林中的男孩》的手稿。事后，当我回顾这一段时，我仍感到都是模模糊糊的。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启程去了悉尼。
　　我们到达了悉尼港。谢天谢地，没有碰到一个熟人。
　　船上一位年轻的官员告诉我：“在战场上时，雨水打在战壕上锡皮顶的声音总使我想起我的家来。”这就是悉尼！
　　的确如此，锡皮屋顶，漂亮的港口，可爱的太平洋海岸，清新的空气，这便是悉尼。我们在悉尼呆了一两天，宛如两只孤独的鸟在那儿稍事栖息。然后，我们便搭乘火车，带上我们的所有的行装，对自己说：“我们就这么一路坐过去，哪儿风景怡人就在哪儿下车。”沿着海岸线，景色都很迷人，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压抑。列车驶过一些废弃的家园，美国风格或澳大利亚风格的。这些人类失败的努力让人十分悲哀。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