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美国衰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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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一点根本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除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松散同盟”的其他成员主要由“这样一些美国犹太人构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竭力影响和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之促进以色列的利益。”3杰里·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等基督教福音派信徒以及共和*会领导人迪克·奥秘和汤姆·迪莱也是这个游说集团的成员，他们“相信以色列的重生就是圣经预言的实现，因而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要不然就会违背上帝的旨意。”3事实上，在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智库和主流媒体中3，以色列的支持者“已经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3。因此，美国大多数评论家越来越亲以色列。
公开辩论和言论自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监视教授们的写作和教学”。3他们甚至“向国会施压，要求监视教授们关于以色列的言论，”3并对那些胆敢批评以色列的人扣上“反犹太主义”的帽子。4 令人相当不安的是，2004年，由于批评美国为了以色列而置自己的国家利益于不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纳托·利芬变成了同事们唾弃的对象，并且被迫离开了这家智库。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质疑美国对巴以冲突的政策，差点“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11
最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功地游说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它的策略是向美国政客们不断施加对付伊朗的压力。4 2007年9月28日，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取得了“即使不是完胜，也算是重大的胜利”。当时，76名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12同时，众议院也通过了《制裁伊朗授权法案》，规定“对在伊朗能源部门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外国公司实行全面制裁”。12随后是2007年10月2日凯尔·利伯曼的立法提案，威胁要打击、遏制和阻止伊朗。换言之，美国国会已经授予总统发动反对伊朗的战争的权力。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深陷伊拉克泥潭、付出惨痛伤亡和高昂费用的情况下，美国还如此急于要对人口5倍于伊拉克以上的另一*国家发动战争呢？《纽约客》专栏作家西摩·赫斯特找到了答案。当在电台节目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得直截了当：“因为金钱！来自于纽约犹太人的大量金钱。我没有开玩笑，相当多的犹太财团和著名的美国犹太人都站在以色列的立场认为，伊朗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想就是这么简单，因为金钱！……这也是2007年美国政治的核心。”13
如果金钱在美国政治决策中如此重要，那么美国目前的以色列政策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了吗？很不幸，根据《以色列游说集团》作者的看法，与以色列的关系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仅在1973年至2003年这一时期内，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就超过了万亿美元。以色列每年得到大约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援助，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外援助预算的1/5”。3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也价格不菲，而且还使美国与*世界关系复杂化”。3“更重要的是，美以两国因为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才团结起来，这种说法完全因果颠倒。美国之所以面临恐怖主义问题，就是因为同以色列走得太近，而不是相反。”3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3）
最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得出结论是：“仅仅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存在就已经表明，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符合，美国也不需要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组织来插手。”3在文章发表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遭到许多同情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学者的批驳。例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绍维兹就声称，两位作者是“自毁名誉”。其实，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以前是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的，但是9·11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对美以关系的看法。9·11事件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与以色列结盟对美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2
令沃尔特失望的是，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美以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可能会有人立即站出来阻止你，以各种方式对你进行诋毁，因此没有美国政客愿意碰这个话题。当你看到许多美国人辩论其他所有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真主问题时，这一点变得尤为突出。但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因而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公开辩论，而不是只能听到一种声音”。2正是因为这种恐惧和胁迫的氛围，当《大西洋月报》第一次向米尔斯海默教授约稿时，他才找了一个合作伙伴，他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最少得有两个具有重要地位的人，才能共同承担文章发表后带来的争议和压力”，“我自己绝不会单独行事”。2
他们在撰写文章时就清楚地知道相关的风险。正如米尔斯海默教授所说：“我们很可能失去担任大学高级行政职务或任职于华盛顿决策机构的机会。”的确，在文章发表后，沃尔特的遭遇犹如“地震”一般。他“处在担忧恐惧之中，因为他不仅遭到了称其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身攻击，而且还失去了收入保障”。2
当然，文章也赢得了许多人的称赞。例如，地缘政治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赞说，作者提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是美以关系的主要受益人”；1中央情报局前高官迈克·舒尔说：“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基本上是正确的。”1
但是，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却认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提出的论点并不是非常令人信服，因为他们没有指出，“石油公司、军火工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在国会的游说能力和政治献金都远远超过这些犹太游说集团。”1在许多方面，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确实正确描述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人们想知道，美国政府真的让以色列游说集团给左右了吗？面对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美国为什么还是根据以色列的需要来调整其外交政策呢？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限于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而且还包括美国实际上是在利用以色列来推动自己在中东利益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安排：一是可靠的石油供应；二是石油的定价和交易必须使用美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竭尽所能防止中东出现任何独立的大国，并且对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和埃及的纳赛尔等强硬的领导人采取敌视行动。中东的产油国家必须听命和依附于美国，要不然就会出现政权更迭，就好像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可怕下场一样，这是美国的基本原则。美国积极地保护本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确保美国的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按照美元来定价和交易的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寻找像以色列这样能够在该地区发挥影响的独立强国。结果证明，以色列符合华盛顿的这种战略，因为强大的以色列可以挑战中东任何国家，并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回报，美国不但对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残暴行径视而不见，而且还向这个中东警察提供全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1
注释
； “Israel Lobby and ”。
； “Ferment Over ‘The Israel Lobby’；” The Nation； 15 May； 2006 issue。
； Walt Stephen； “The Israel Lobb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8 Number 6； March 23； 2006。
；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mittee” 。
； December/January 1992/1993。
6。“2 Senior AIPAC Employees Oust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2005。
； May； 2004。
； March 12； 2007。
； ； “Pro…Israel Lobby Has Strong Voic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5； 2004。
*a； “Israel the Third Rail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May 1； 2006。
； A Century of War； Pluto Press； 1992。
； “Anti…Iran hawks win partial victory；” Asia Times Online； September 29。
； “Unmasking A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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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腐败（1）
1999年，伊丽莎白·德鲁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政治的*》的著作。她曾经长期担任《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的政治记者，并在书中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她谴责华盛顿盛行“金钱文化”，导致了美国政治的*：“争取和获得资金已成为主要政治活动，而并非只有竞选的时候才是这样，因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金钱文化笼罩着华盛顿，其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金钱如今战胜乃至超越权力成为首要的目标。”1她说：这种金钱文化“促使好人干一些即使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但也是存在问题的事情”。1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政治从建国伊始就始终与金钱交织在一起。19世纪，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得到了美国银行的资助，并且成为国会中该银行最为得力的维护者之一”。1现代以来，利用政治关系谋求个人利益的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他是杜鲁门总统信任的政治顾问和白宫法律顾问。后来，克利福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在越战期间又成为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在60年代末离职后，总统智囊克利福德“在可以俯瞰白宫的法律事务所中赚得盆满钵满。”2。 3
1991年，克利福德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Bank of Credit and merce International，BCCI）中被曝光。第一美洲银行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子公司，也是华盛顿的最大银行。克利福德被指控在担任该行主席期间误导联邦监管机构，他曾坚称银行没有外部控制人。调查显示，克利福德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提供的无担保贷款购买了银行股票，获利高达600万美元。美英两国的监管人员发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参与洗钱、行贿、支持恐怖主义、走私军火、出售核技术等非法活动”。3虽然司法部和大陪审团调查了克利福德的不法行为，但是由于他健康状况欠佳而从未遭到起诉。3
克利福德通过他在华盛顿的游说能力来实现假公济私的行为。近年来，美国公司投入了巨额的游说资金。1998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聚集了它的游说力量和资金来阻止一部烟草销售法规的出台。最终，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花费了7500多万美元，使烟草销售法规的效力“降低达到极端小的程度”，尽管据报道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达到400万。显然，这类的游说活动并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因为它腐化了立法过程。4
2005年《能源法案》的通过，也证明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华盛顿的强大游说能力。该法案给予石油公司在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以更大的自由，同时还给它们提供免于由于制造有毒物乃至致癌污染物而遭到法律诉讼的保护。这对像埃克森这样的能源公司来说， 相当于获得了数十亿美元。根据这一法案，诸如哈里伯顿这样的公司也会受益于不受《安全饮用水法》限制的豁免权。总而言之，由于《能源法案》的规定，石油公司可以得到8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5因此，这一法案遭到许多州长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石油公司花费了亿美元的游说费用后，这一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因此，“游说分子是公司型政府*的最主要的媒介。这种*是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且压制了*制度的特性。游说分子已变成金钱而非人民的工具。”4
美国的政治腐败（2）
同样地，2003年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也牺牲了公众利益，而医药公司则因此获取了暴利。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同医药公司进行药品价格谈判。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说：“与反对法案通过者相比，医药公司游说的花费比其高出3倍多。”5 在2003和2004年国会议员竞选期间，医药公司的捐款据估计达到了3亿多美元。5
根据公共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研究，1998~2004年间，医药公司的游说花费名列榜首，达到亿美元之巨，其他慷慨解囊的行业还包括保险、石油和天然气等。5冷战一结束，北约东扩便为国防工业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新市场。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战略规划主管布鲁斯·杰克逊领导的国防工业游说活动，美国参议院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极具战略和历史意义的法案。5
据《纽约时报》报道，从1996年到1997年，美国6家大军火商共花费了510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此外，他们还资助参选的国会议员，1991年以来总额达到3200万美元，加上与军工相关的计算机公司和科技公司的游说款，可以说，没有哪个行业的游说活动能与国防工业相比。5
因此，由于金钱与政治交织，*现象在华盛顿已经见怪不怪。立法机构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因而，“我们的制度是一人一票制或者是一种代议制*，这种观点正面临权力现实和权力实际行使者的挑战。”5由于政治中金钱文化盛行，华盛顿的游说人员数量激增，1998年时的注册人数就超过了11500人。游说变成了一种利润丰厚的行业，许多律师事务所都雇佣了非律师出身的游说人员为其招揽生意。
近年来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各个公司聘请前国会议员或其助手充当游说人员。据《纽约时报》报道，20世纪90年代，约23％的国会议员退出政坛后直接变成了游说人员。即便是前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前财政部长和副总统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以及前克林顿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