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药业的真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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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主要开发过程都是在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中完成的。而其利润最初流向Burroughs Welle，现在则流向葛兰素史克。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俗称艾滋病，首次爆发于1981年。当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报道了洛杉矶和纽约市的一批死于此病的男性同性恋者。他们的免疫系统遭到了彻底破坏，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神秘的疾病很快蔓延开来，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相关人士开始努力寻找病因。于是，出现了种种推测，从非法药物的污染、到在海地发现的一种毒素、再到一种不为人知的真菌。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查明了真凶——一种名叫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的病原体。
在那之前很久，也就是1964年，密歇根癌症基金会合成了一种叫做AZT的分子，试用于治疗癌症，许多实验室也在研究该分子的抗癌作用。AZT的抗癌效果不明显，但在1974年，一个德国的实验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它对抗病毒感染十分有效。后来，Burroughs Welle公司用这种分子来测试对疱疹病毒的治疗效果。
新药是这样诞生的（2）
发现艾滋病的病因之后不久，1983年，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分支机构——的主任塞缪尔·布鲁德（Samuel Broder）就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抗病毒成分进行筛查，以找到治疗艾滋病的可行方法。他测试的众多成分中的一种就是Burroughs Welle公司的AZT。1985年，他的小组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一起发现，AZT在试管测试和早期临床实验中对艾滋病毒有效。Burroughs Welle公司立即注册了这种药物，并且进行了后续的实验， 最终在1987年通过了FDA的批准，而它花费的研究时间仅仅是几个月。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从发现一种新疾病的病因到有效的治疗药物被推向市场仅仅花了6年时间。但是，除了速度奇快之外，这个研发故事与所有药物的研发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创新药物都是这样研发出来的。它需要众多的政府机构、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努力，一直到研究过程的后期，才将药物转手到私营公司中继续开发、生产和销售。
很典型的，该公司宣称它所做的比它实际做的多很多，这大概是为了使那过分昂贵的价格显得更合理——最初一年大约1万美元。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封自我祝贺信发表之后，布鲁德（Broder）和国家癌症研究所以及杜克大学的四名研究人员愤怒地指出，Burroughs Welle公司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并没有重要贡献：
“这个公司根本没有特意开发此药，也不是第一个将AZT用于抑制人体细胞内活的艾滋病病毒的，它也没有解决需要多大的药物浓度才能对人体有效的技术性问题。而且，也不是它第一个在病人身上进行临床实验的研究。它也没有进行免疫学和病毒学的研究以表明该种药品可能有效，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上述这些工作是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和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的。”
并且他们还说，“事实上，开发AZT的一个关键障碍在于Burroughs Welle公司没有对活的艾滋病毒进行研究，也没有得到艾滋病患者的样本。”
药物的人体测试——寻找志愿者
药物开发的临床阶段是受FDA监管的。法律规定，一个公司在销售新药之前，必须向FDA证明这种药物是安全有效的。这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临床实验，这些实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将药品分发给少数正常的志愿者，以确定药物的安全剂量并且研究药品的新陈代谢及其副作用（不过，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物是个例外，即使第一阶段也要用患者来进行实验）。如果该药物看起来还不错，就进入第二阶段，这阶段要求有数百名患相关疾病的人参与。按照不同的剂量将该药物分发给患者服用，并将测试结果与另一些没有吃这种药的患者相比较。最后，如果前面都进展顺利，就实施第三阶段。让更多的患者参与实验，以检测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个阶段通常需要成百上千的患者参与，并且总是有一个对比组。但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有时这个过程会大大缩短——可能缩短到一至两次测试。如果测试成功，FDA就会批准生产该药品。
制药公司通常在一种新药临床测试之前就拿到了专利权，因为在临床测试结束之后将很难继续将药品信息保密。专利在测试阶段保护了公司，防止了竞争。但是临床测试通常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该药物并不能出售。这意味着临床测试将挤占公司对该药的20年的专利期，只有在专利期内，它才可以垄断药品的出售。因此，制药公司急于结束临床实验，好进入药品上市销售的环节。这又意味着它们必须尽快找到临床测试所需要的患者。
制药公司并不与患者直接接触，也不雇佣自己的医生来进行临床测试。它们需要借助于教学医院和私人诊所里的医生来完成研究，利用这些地方的患者或是通过各种办法招募来的志愿者。长期以来，大多数测试是在医学院和教学医院里完成的，公司会为临床测试提供赞助。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如今有那么多的测试需要做，并且制药公司非常希望这些测试尽快完成，它们开始将这些任务移交给那些新成立的营利性组织，这些组织专门为制药业进行临床测试。这些组织被称为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2001年，全世界大概有1 000家这样的组织，它们从制药公司那里得到大约70亿美元的收入。合同研究组织建立了医生网络，这些医生在它们的监督之下，使用待研究的药物并搜集药物疗效方面的信息，并为此而得到报酬。
每年都会进行非常多的临床测试。2001年，仅美国就进行了大约8万个临床测试。那一年，大约230万美国人成了实验对象。这些数字仅仅是估计数。准确的数字很难得到，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测试都在FDA或国家卫生研究所进行了登记。这个数字比大多数预料的要多很多。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认识一个参加了临床测试的人。
这些测试中只有少数是针对即将向FDA申请的新药的。大多数是对市场上已有的药物进行测试——这被称为是“上市之后”或者“第四阶段”研究。这通常是制药公司为了寻找旧药的新用途，从而扩大其市场份额而进行的。少数测试是FDA为了检查药物的不明副作用而要求进行的。事实上，在很多批评家眼中，大多数药物测试都是为了让医生给病人开具已上市的药物的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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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是这样诞生的（3）
尽管国家卫生研究所花费的研究费用几乎与制药业一样多，但它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上。只有大约10％的临床测试是由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这些测试通常在一些学术医疗中心里进行。
所有的临床测试都面临志愿者人数不足的限制。事实上，研究对象的缺乏——而不是通常制药业抱怨的FDA设置的障碍——才是延缓新药上市的最重要的原因。大型制药公司设立了患者征集办公室，它们将很多任务都外包给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征集公司，例如合同研究组织。他们用各种手段征集潜在的研究对象：在与健康相关的互联网站上张贴广告；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刊播广告；向个人散发邮件；在公共场合张贴海报和分发传单。这些征集活动通常都伪装成公共服务的形式。制药公司还成立了病人鼓吹团体来吸引特定疾病的患者。这给临床测试带来了丰富的病人资源。现在的大多数研究对象是通过这些途径征集到的，而不是通过医生。参加测试的患者可以得到几百到几千美元的报酬。
但是，患者得到的报酬再多，与医生的报酬比起来，也是相形见绌。为了得到研究对象，制药公司或合同研究组织通常会给医生大额奖金。2001年，平均每征集到一个病人，医生能得到7 000美元。如果登记迅速的话，还会得到额外的奖金。例如，根据2000年的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调查报告，在测试中每征集到一个患者，医生就可以获得12 000美元，如果能征集到第六个患者，则再增加30 000美元。这种奖金和奖励系统存在一个风险，可能会使得医生为了多征集患者而将那些不合乎条件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如果你在一项哮喘病的研究中只要再征集到一个患者，就可以多得到30 000美元，那么你可能会非常希望你的下一位病人是哮喘病患者，不论他是否真的是，你会说 “听起来你的呼吸好像有些困难……。”很显然，如果征集的患者不符合测试条件，那么测试结果就是不可靠的，但事实上常常如此。
FDA——监管和反应
上文已经提及，FDA是在药物临床实验阶段参与进来的。在实验开始之前，制药公司必须向FDA提交一份新药调查申请表。该表格详细描述了实验细节，包括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研究对象的权力和福利。当所有实验结束之后（这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该公司必须再填写一份申请表以获得FDA的药物上市批准。在18个外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帮助下，该机构检查这些申请表，内容包括临床实验的结果以及其他支持性证据。只有经过这一审查程序，药物才能够获准上市。公司只被允许将该药物按照批准的用途和剂量进行推广，但事实上，一旦上市之后，医生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用途或者剂量开出处方。
当品牌药的市场垄断权到期之后，就会出现仿制药——通用名药。它们同样需要获得FDA的批准，制造商只需要证明这些药物与品牌药具有相同的效果。由于1984年《哈奇—维克斯曼法案》提供的便利，通用名药公司并不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来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为品牌药公司已经做了这些工作。
此外，还有一个新的混合名词 “品牌通用名药”（branded generics）。它们的有效成分与其模仿的品牌药十分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并不侵犯专利权，但是它们又必须足够相似以避免进行临床实验。大型制药公司和通用名药公司都对来自品牌通用名药的竞争感到厌恶，二者都对它发起法律上的质疑。品牌通用名药的定价介于品牌药和真正的通用名药之间，并且它们的市场份额正在迅速扩大。它们很可能在生物科技行业内变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行业内还没有通用名药。
FDA还负责管理药物商标以及广告的准确性。但是，尽人皆知，它对广告的管理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没有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2001年，审查广告的机构仅有30人，他们要审查34 000个广告。此外，FDA还确保安全生产标准得以落实。但是，它同样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项工作。
FDA作为美国第一个监管机构，是1906年《食品和药品法》（Food and Drug Act）颁布的结果。该法案禁止假冒标签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物在州际间进行贸易。该法案是由于杂志上曝光的一系列事件促成的，肉类加工工厂污秽不堪的环境、在食品中使用有毒的防腐剂和染色剂、号称包治百病但实际上毫无疗效甚至有害健康的专利药物。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6年在他的著作《丛林》（The Jungle）中对肉类加工厂十分生动的描绘也是推动力之一。FDA现在有9 000名员工（按照华盛顿标准来说这仍然是个小机构），而它却肩负着监管三个庞大行业的重大责任——食品；药物、疫苗、血液产品以及医疗器械（例如人造心脏瓣膜）；化妆品。这些行业包括大约95 000家企业，每年的销售额超过万亿。
1938年，由于在一种新的磺胺药中使用了有毒的溶剂，导致了很多人死亡。议会于是决定FDA应当采用更加有系统的步骤来保护公众。相应地，该机构就要求制药公司在药品上市之前向其证明该药品是安全的。1951年，议会规定，如果要购买那些没有医药专家的指导服用就不够安全的药，必须持有医生的处方。1962年，又规定制药公司不仅要证明它的药是安全的，还要证明是有效的。这项强制性规定很快就导致了要求进行临床实验的规定的产生——这是唯一一种可以毫不含糊地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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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是这样诞生的（4）
FDA是制药业最热衷于攻击的对象。制药公司及其在媒体和议会里的助手无情地斥责该机构在将“救命”的药物推向市场的环节上设置官僚障碍。特别是《华尔街杂志》（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法律基金会（Washington Legal Foundation）不断地对该机构进行攻击。如果你读了它们的文章，你会觉得FDA中充斥着反复无常的官僚们，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止美国人民得到那些十分重要的药物——而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些文章并没有说明白。例如，《华尔街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敦促FDA去“改革它缓慢而又主观狭隘的的方法，来正确处理那些能够救人一命的药物”， “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看门狗，而应当是一个助手。”华盛顿法律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的广告中警告说，“延期做出万无一失的批准需要人类付出成本。刚性的程序要求、没完没了的数据以及追求毫无风险的产品，这些都使得新的治疗方法被卡在了FDA这个环节，与此同时正有无数的患者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甚至死去。”
听起来十分可悲，但这不是事实。一种备选药物，从临床前测试到最终推向市场，整个过程可能要花费六到十年的时间。其中等待FDA批准的时间并不长——2002年大概是16个月，并且还在缩短。事实上，由于制药业的压力，在过去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