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药业的真相-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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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知道的关于制药业的知识都是该行业通过强大的公共关系宣传制造的神话。本书中，我试图暴露出这些神话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宣称大型制药公司的价格反映了它的研究开发成本；它是创新的行业；以及它是美国自由市场体系的明星。我们已经知道，该行业在销售和管理上的花费比在研发上多得多；它并不是什么创新行业；它是靠政府帮助和规避竞争来生存的。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你就会对该行业诸如此类的威胁无动于衷了：“我们要什么你就得给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停止生产那些神奇的药丸。”
最后，在本章中我提出了如何改革制药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并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针对那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的。这些建议都是为了能够带来价格更低、疗效更好的药物。大部分改革可以通过议会的立法来完成。那正是你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你在议会中的代表将不会离开制药业的手掌心，除非你逼迫他们这样做。2003年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给了我们一个不好的证明，这分明就是在大型制药公司操纵之下制定和通过的。只有你要求你的代表们站起来反对制药业，他们才有可能这样做。我试图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是的，制药业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力量是攻无不克的。
后记
显然，制药业和医药行业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议会和FDA应当铭记它们的使命是为公众服务的，而不是做制药公司的帮凶。同时，作为你个人又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下面是一些特别的建议。
1．当你的医生给你开一种新药时，问他或她下面的问题：
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种药物比另一种药物或者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有效呢？这些证据是否发表在某种同行评审的医学杂志上？或者你是否是根据制药公司代表提供的信息开处方的呢？一定要得到正面的回答，并且如果有必要，就要得到杂志文章或医学书籍的参考目录。
说这种药物更有效，是不是仅仅由于服用的剂量更多？如果一种更便宜的药物也按照可比剂量服用的话，是不是可以同样有效？有时，最好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加大旧药的剂量。请记住，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新药一定比旧药有效，而且药物越旧，它在安全性方面的记录就越好。
服用药物的益处与我经受的副作用、支付的费用、以及与我服用的其他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相比，是否值得？每一种药物都有副作用，最好不通过服药来治疗那些能自我康复的、轻微的疾病。
是否有免费试用品？如果有，那么在我服用完了这些试用品之后，是否有可以替代它的通用名药或者某种更便宜的等效药物？免费试用品是一种虚假经济。它被用来诱使你和你的医生抓住最新最贵的药物不放。
你与制造这种药物的厂商是否有财务联系？例如，你是否为该公司做咨询？除了免费试用品之外，你是否还从制药公司收取了别的礼物？如果我服用这种药物并作为该制药公司研究的个例，你会不会得到报酬？你是否会腾出时间来接见制药公司的代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就应当考虑换医生了。你需要确定你的医生在诊断时考虑的唯一内容是怎样对你的病情最有益。而且医生应当切断它们对制药公司慷慨施舍的依赖。
2．问问你在议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这些问题：
你是否从制药业得到过政治献金，如果有，数额是多少？很显然，该行业在华盛顿几乎一手遮天，你应当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3．对直接面向顾客的处方药广告毫不理会。
这些广告就是为了销售药物，而不是教育消费者，而且它只会增加你支付的价格。
最后，请记住《华盛顿邮报》社论中的警告（本书中也引用了），去质疑那些大型制药公司收入的来源。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建议了。今天，也许最著名的、最没有偏见的学术人员都被列在制药业的工资单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你对他们说的话就要多打几个问号了。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长期共事的阿诺德·瑞尔曼［Arnold S。（Bud） Relman］博士。我们一起撰写了关于制药业的文章，题为《美国的其他药物问题——制药业永无止境的贪欲》。该文2002年12月16日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上，并获得了2002年度杂志报道的乔治波克奖（George Polk Award）。本书在总体框架上参照了那篇文章。我们还合作撰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专利、利润和美国医药》，该文2002年春季发表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杂志Daedalus上。我们还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短文《为利润而开方》，于2001年6月20日发表。但是在我们合作之前，我们各自都写了关于制药业的不少文章。我们都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任期从1977年直到2000年，所以能够清楚地看到整个制药业的概貌。我们在社论中警告过应当对该行业不断的增长和权力保持警惕。那么，毫不奇怪，阿诺德的影响会贯穿全书。此外，与往常一样，他还是本书的一位严格的编辑。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两个女儿，拉腊·戈伊泰因（Lara Goitein）和伊丽莎白·戈伊泰因（Elizabeth Goitein）。她们仔细阅读了本书，并且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她们的经验，毫不客气地批评表述不清的地方，并用她们的爱心来鼓励我。史特菲·乌尔翰德勒（Steffie Woolhandler）博士、大卫·海梅尔斯坦（David Himmelstein）博士和约瑟夫·盖斯坦（Joseph Gerstein）博士也十分热心地通读了全书。他们的建议和修改非常宝贵，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公共公民健康研究团队的西德尼·乌尔夫（Sidney Wolfe）博士以及消费者技术计划的詹姆士·拉伍（James Love）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拉伍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很有帮助的意见。他们二人所在的组织都致力于告知美国公众制药业真相。
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一贯的热情支持。我特别要感谢乔纳森·卡普（Jonathan Karp）、乔纳森·乔（Jonathan Jao）和阿米莉娅·塞尔科曼（Amelia Zalcman），谢谢他们给予我和本书的热切关注。最后，我要向我的经纪人艾丽丝·玛提奥（Alice Mautell）致敬。最好的经纪人也莫过于她这样了，而且她还是一个聪明、热心和风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