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村上春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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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欠缺的时候，会给读者带来某种类似“挫折”或“渴求”一般的效果。
　　“我为什么受挫了？”“我渴求着什么？”——以这样的问题为线索，读者们逐渐朝着“我们的社会欠缺什么”、“我们的世界欠缺什么”这些更为总括性的问题步步逼近。
　　加藤所指的“文学状况在结构上的变质”，如果真是“结构上”的“变质”，那么，它必须是一种尚未有语言能够实证性地对它作出阐述的变质吧。若是用现有的词汇就能流畅地描述，便不能叫做“状况在结构上的变质”了。只有当用来叙述正在那里发生的状况所必需的语法及词汇尚未出现之时，才可能使用诸如“状况在结构上的变质”之类的词语。

关于“激剧欠缺的东西”①（4）
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例如，当“如今革命性的变动正在肃然进行中”之类的说法大行其道，而大部分人也心满意足地随声附和之时，革命性变动就会真的随之发生吗？显然，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从理性的意义上说，当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时候，如果它的确是根本性的事件，那么反倒应该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某个事件发生了，但却没有能够描述它的词汇”，而“尚未出现对其进行说明的词汇”这一阙如性状况理应成为被选择的主题。
　　加藤典洋在阅读《寻羊冒险记》之后便凭直觉了解到，村上春树追求的是与地壳变动般的文学革新一脉相通的东西。所以，加藤典洋对此进行评述的语言，在同时代的读者看来不免晦涩难懂，也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收录于《村上春树黄页2》这本书中的村上春树论与初期相比，明显变得易于理解了。
　　而最大的理由则在于，自那以后村上春树接连发表长篇小说，通过这些小说，村上春树的“战略”渐渐地显露出全貌。
　　我们所能了解的是，村上春树并非那种专门描写诸如“与全共斗①的诀别”或“80年代城市生活的空虚”等本土主题的本土作家。毫无疑问，自处女作发表之时起，村上春树的目标便直指“世界文学”，而这完全超出了他出道时的那些评论家们的想象范围。
　　但是，这种“野心”并非即时性地内在于作品本身之中。而只有将它置于随着后续作品群而建构起来的“前后语境”之中时，方能揭示出其作品潜含着这样的“企图”。
　　例如，《且听风吟》中时间流淌的异常性，这在发表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如《村上春树黄页2》第一卷中所分析的那样，《且听风吟》中流淌着两种不同的时间。与此相似，“现实的时间”和“异界的时间”这两者的不协调，也反复出现在《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及《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当中。加藤在《村上春树黄页2》一书中明确地分析道：这个被人们忘却了的时间的扭曲，乃是为了将“异界的人物”引入作品世界而准备得相当周到的一种文学装置（几乎堪称村上春树特有的“指纹”）。
　　加藤的村上论变得“易于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本《村上春树黄页2》中，加藤采用了通过三十一位读者的“集团性阅读理解”来展开分析的评论方法。作为有利于评论家摆脱某种固有的“语境”，而让“快门完全打开”的一种理想状态，显然，用“复数的视线”来同时阅读一个文本，不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吧。为了解读村上春树的故事世界——复数的时间、复数的叙述者相互纠缠的世界，加藤慢慢地把复数的读者所呈现的复数的“阅读路线”加以整理和汇总。我想，这是加藤所抱有的信念在二十年间充分深入的结果。即他相信，村上春树作品中“激剧欠缺的东西”，对于从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而言，也肯定是“欠缺的东西”。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村上春树在世界上广受追捧？
　　其原因在于，他的小说中“激剧欠缺的”东西，并非仅限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这一本土地域所特有的阙如，而是我们大家所生存的整个世界所欠缺的东西。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解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评论家们完全不愿提起‘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和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东西，并非“共同拥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同欠缺的东西”。对于这一“悖论”，评论家们毫无觉察。
　　村上春树并不是因为证明了“我知道并能体验的事物，他人也知道并能体验”这一点而获得世界性的。而是通过描述“我所不知并无法体验的事物，他人也不知且无法体验”这一点，才获得了世界性的。
　　我们所“共同欠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就是某种尽管“不存在”，但却深切而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些生者的行为举止和每一个判断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死者们的逼近”这一阙如性的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生者与生者发生关联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死者“以与存在不同的方式”（autrement　qu’être）去影响生者的方法，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因为“不存在之物”绝对不会被“存在的语法”，换言之，即被各自的“语境”或“国语”所侵袭。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描述着死者以阙如的方式支配着生者的生存方式这一个主题，而且是一直都只描写了这个主题。他从未选择过此外的主题，这种甚至于有点过剩的节制（这一点确实存在）提高了村上文学的纯度，给他文学的世界性提供了保障。
　　因此，窃以为，加藤在他最初的村上春树论中（大概加藤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写下了透析村上文学本质的决定性语句。加藤非常准确地写道，在这里“人并不是活着的”。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一节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
　　“村上春树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
　　冷不防被学生这样问道。
　　的确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尽管他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种主张，即“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真是风味绝佳”，但这并不能称之为“主题”。
　　但是，要对一切提问都能立即作答，是大学老师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所以，我当场回答道：
　　“这个嘛，吉冈同学，就是‘邪恶的力量乃是存在的。’”
　　回答完毕，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说中了正确答案。
　　村上的小说构成了某种连续体，无论在哪一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我”。
　　《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中的“我”，根据其职业和交友关系，可以看做是同一人物。在其他的作品中，虽然每次“我”的风貌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也还是同一人物。
　　“我”并不是冒险性的人物，也没有世俗的野心。只是一个喜欢美味的啤酒和美味的通心粉、喜欢爵士乐和熨烫衣物的普通青年（逐渐变为中年）。他所渴望的，仅仅是不被任何人恶意地捉弄，就像手艺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做好托付给自己的工作，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
　　在《舞！舞！舞！》中，“我”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像“文化积雪清扫工”一样的东西。
　　一旦下雪，人们就会明白，尽管“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然而，这工作若是没有人干，最终大家都会非常为难。说来，这工作几乎没机会得到好处。可恰恰是多亏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扫雪”人，世间不利的胚芽（比如，脚下一滑，摔坏了头盖骨之类的厄运）才得以被摘除少许。我想，这就属于那种“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吧。
　　当然，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样的生活，是无法成其为世界文学的。理所当然地在“我”身上发生着令人惊讶的事情。说来，大都是一些“异界的人”翩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如《寻羊冒险记》中的“鼠”，《舞！舞！舞！》中的“羊男”，《奇鸟行状录》中的“加纳马耳他”，《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等等。
　　“我”在他们的引导之下，触碰到与现实迥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当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故事渐入佳境之时，这些“异界的人”们大都会在留下谜一般的信息后，倏然消失不见。
　　在村上春树的仙境中，“异界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究竟。他们会是某种隐喻吗？还有，在他们的言辞中，是否包含着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构造的重要信息呢？
　　在村上的作品中，一旦异界的人物粉墨登场，故事便会迎来大团圆的局面。如果只看故事的这种结构，则浅田次郎①也与此类似。那么，村上春树和浅田次郎所描写的会是相同的事情吗？（不会吧。）——就这样琢磨着，我恍如钻进了死胡同里。
　　然而，在回答吉冈同学的问题时，我忽然注意到，“异界的人们”其实是为了将读者引向死胡同而特意设置的道具。
　　我认为，来自异界的使者们一定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才现身于“我”这个主人公面前的。因而，我试图理解他们“信息”里的“意义”。可是，来自异界的人们所说的话语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2）
（《寻羊冒险记》，2001年，300页）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
　　（《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