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自由的一粒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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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次拍摄后不久，沙飞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其后，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部分发表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版《解放军画刊》1941年6月第2号。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表题为《将军与幼女》的组照和聂荣臻的信。
　　虽然沙飞早早地故去了，但这个将军与孤女的故事却仍在继续。
　　这对日本小姐妹先后转交于日军后，被送到了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因伤势严重不幸死去。姐姐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此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40年后，见到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的《解放军报》记者向聂帅询问当年情况，得知小姑娘可能叫“兴子”。记者据此写成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附上了沙飞的作品《将军与幼女》，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文章和照片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经过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知道了这个幼女的名字叫美穗子。
　　1980年6月8日，《读卖新闻》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文章《我就是兴子》，旁边还附有美穗子的大幅照片。当时的美穗子已经44岁了，住在日本宫崎县的都城市，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开了一家五金店，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1980年7月，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家来华访问，聂荣臻元帅接见了他们。但遗憾的是，此时却少了那个40年前为世人留存下这一历史瞬间的摄影记者沙飞。
　　沙飞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组图共有8张。在这组照片中，聂荣臻对小姑娘的爱护之情，小姑娘那种天真无邪而又怯生生的样子，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沙飞的学生冀连波回忆拍摄现场的情景时说：“当时围观群众多，他（沙飞）叫我维持秩序，免得影响拍照。他对我说，这些照片现实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也不是完全没用，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历史见证了沙飞的预见。1980年6月初，日本媒体记者就是拿着放大了的照片，找到美穗子并进行最后确认的。
　　这组图片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它向世界表明：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没有敌意。中国人民反对的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
　　

part　11拍摄“日本八路”（1）
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人民生存权利的正义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结下了刻骨深仇。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直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对日军战俘始终采取宽待和争取的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仅三个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对日本战俘在政治上尊重其人格、信仰；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待遇；对受伤的战俘实行“救死扶伤”；用大量事实进行教育感化；成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与改造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规定对俘虏实行不杀害，不侮辱和优待的政策。以后又三令五申，教育抗日军民严格执行俘虏纪律。经过不断完善，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再次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命令，在六项俘虏命令的基础上，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根据地军民对转变立场的日军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　待之，享有与抗日军民同等的政治权利。
　　敌后根据地从上到下的干部与群众，在日俘的转变过程中均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性的关怀工作。毛泽东、朱德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曾多次亲临指导，并对其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各根据地、各军分区主要领导也曾给予亲切关怀。根据地的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细粮省给他们。在相处中，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和群众形成的鱼水关系，使日军俘虏感到震撼。他们非常感动，称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并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终生反对侵略战争、为人类和平奔走呼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在日军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许多战俘参加了人民军队，先后自动组织了各种反战组织，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中国抗日军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强对日本战俘的保护与教育。但始终坚持宽待俘虏政策，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中，八路军对日战俘政策的首件文告便是在五台山发布的，当时沙飞正在这里。在平型关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兵拼死不肯缴枪，被八路军消灭的近千名日军中，没有一个是活着的。这一方面是他们中毒“武士道”精神太深，另一方面是不了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因此，在平型关战斗结束的当天，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告日本士兵书”。作为八路军的专职摄影师，沙飞拍了许许多多的战俘照片，这些照片对瓦解敌军意志，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们3个人为核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制定了统一的行动纲领和章程。与此同时，还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1944年4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到　1945年8月，解放联盟共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到一千余人。在河北境内出现的日人反战同盟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冀东6个支部。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解散。
　　

part　11拍摄“日本八路”（2）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它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就主要有：一是，在对日军的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兵觉悟这一中心工作方面，发挥了八路军、新四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贡献突出。二是，在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抗日宣传、军事教育、卫生服务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业绩卓著。同时，不少反战盟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血染沙场，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壮歌。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促进了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觉醒，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进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东方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疑，晋察冀根据地的日本战俘和“日本八路”成为了沙飞相机镜头中的重要人物。
　　1939年5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五台战斗中，俘获了敌军十余名。359旅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战俘政策，对这些战俘进行了遣返。在遣返之前，旅长王震亲自找这些战俘谈话，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现在王震对这些战俘谈话的具体内容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当时的情景被沙飞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在沙飞拍摄的王震跟战俘谈话的六张照片中，那些日本战俘都在很认真地听着，很多人围在边上。战俘们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八路军并没有伤害他们的尊严，甚至其中有一张，几个战俘在向八路军的将领行军礼——　如果不是从心底里折服，怎么可能让日本军人向敌军的军官行礼？临走了，为了表示感激，这些日俘们唱起了歌。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欢快的，他们被俘虏了，但是他们是幸运的，他们碰上了仁义之师。战俘唱歌的照片沙飞拍了四张，这些照片凝固下了当时日本战俘脸上的表情，那些歌声仿佛也通过沙飞的镜头，飘到了现在。沙飞用10张照片记录下了这十多名战俘被遣返前的情形。这些作品形象而生动，对宣传党的战俘政策，瓦解敌军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经常开展一些活动，用亲身的经历，告诉日本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从沙飞留下的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设立了反战宣传品展览室；在反法西斯大会上，“日本八路”表演了棒球竞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排演的反战话剧《前哨》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喜爱，对宣传我党的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盘踞敌据点内的两日本兵斋藤和西川自动出走，投诚八路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立即召开大会，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这个事情一时间在根据地传为美谈。
　　从日俘唱歌感谢八路军遣返到日本兵主动弃暗投明，正说明了我们党的战俘政策的胜利，也说明抗日战争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从沙飞摄影作品的细微之处，我们能够寻找到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所在。
　　

part　1从《抗敌报》到《晋察冀画报》（图）（1）
沙飞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到华北晋察冀军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37年12月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抗敌报》，刚刚在河北省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的沙飞被聂荣臻司令员电召回政治部。虽然，他还不是中###员，但爱才的聂司令员却破格提升他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即副社长），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主任。
　　1937年12月11日，报纸正式创刊。作为晋察冀军区党报，它忠实地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英勇抗战、艰苦创建根据地的精神。从没编过报纸的沙飞，为办好这份报纸竭尽了全力。从创刊伊始，他事事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最后终于病倒了，不得不休养了两个月。1938年5月，沙飞调离《抗敌报》社，成为军区司令部随军新闻摄影记者。
　　此时的沙飞，开始为八路军培养新闻摄影记者。他的学生从战士到指战员，无论是谁，他都耐心指教。在当时，罗光达不仅是他的战友更是他的学生，他们在一起拍摄了许多反映八路军英勇抗敌的照片。
　　沙飞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摄影和照相馆是不同的，与艺术照相也不同。用照相机表示爱憎，表示支持和反对，摄影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反对用摄影去娱乐。他说，不能用胶卷拍自己，把有限的胶卷记录人民斗争。给首长拍，必须有限制。
　　1939年春节，沙飞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县蛟潭庄举办敌后第一个街头新闻照片展览。展出的内容，有八路军光复城镇，缴获日军的枪炮、马匹、军用品以及群众参军、部队生活、根据地群众生产等。照片基本上是沙飞拍的，用的是120相机，当地群众没有见过这样的新闻照片，因此，参观的人像赶庙会一样的热闹，部队整队前往参观，附近村里的群众，包括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和七八岁的娃娃都争先恐后地去看。当地妇教会的青年妇女帮助照顾和讲解，人们对八路军的战绩和缴获极感兴趣，“山沟里来了照相的”成了头号新闻。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前往观看展览，称赞“这样做很好，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并建议把照片设法放大。两个月后，搞出了放大机，再次举办新闻照片巡回展览，并把放大的照片寄到延安及大后方和国外。
　　照片巡回展览的成功，对根据地摄影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要充分反映军区军民的抗战活动，一两个人搞摄影是不够的，沙飞于是向军区提出建立摄影科的建议，被军区采纳；第二，各军分区首长看到照片宣传的效果很好，要求军区派摄影人员去，于是军区有了办摄影训练队的需要；第三，照片展览的效果是直接而强烈的，但是毕竟看到的人有限，沙飞在参加革命前就设想过的创办新型画报的意愿，现在逐渐明确起来。只要解决了制版和印刷问题，画报就能办成。
　　很快，在沙飞等同志的不懈努力下，铜版照片试制成功。在1939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刊登出试制成功的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内战》（周郁文摄），这是晋察冀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4月17日，《晋察冀日报》也开始刊用新闻摄影科提供的铜版照片，一次就发表了新闻照片3幅。从此，两个报刊连续不断地用铜版照片作插图，一年内发表照片近百幅。6月，军区政治部还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出版了两期日文《解放》半月刊画报，第2期上印有八路军总部给愿意投诚的日军的“特别通行证”，并发表题为《救护日本小姑娘》的照片5幅，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宣传工作获得很大效果，人称“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是八路军的两大创造，从而为出版画报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41年5月，画报筹备组正式成立，并着手准备器材设备。
　　与此同时，沙飞一面选调干部，筹建编辑部；一面外出采访，为画报准备摄影稿件。7月又开办摄影训练队，培训摄影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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