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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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的长征图书馆就建在广场右侧过去的荒坟堆上，面对着办公楼的中华航天博物馆宛如古希腊城堡，高耸入云。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在博物馆里排列成历史之柱，而从太空返回的飞船则在巨大的航天港里歇息，如同待命再次出征的勇士。在这儿你可以和唐朝的烟花火炮、与宋代的火箭、明朝万户飞天的风筝、敦煌飞天的壁画以及现代长征系列火箭的12 个兄弟一起，做着飞天的古梦，重温飞向太空的历史。当你梦醒之时，航天博物馆会告诉你，这不是在古代而是在21 世纪― 中国起飞的新时代。广场正中，宛如火箭发射架般的高高旗杆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环绕着它的是航天人展开干太空的蓝旗。
看几十里绿树成荫，一条银带似的公路穿插环抱着数十幢乳白色大楼。厂房林立的航天城里，夜晚有万盏灯火与星空辉映，白天有车如川流不息歌吟鸣笛。地上的绿草漫过每一寸土地，楼台亭阁，水榭长廊，似苏州的园林。不然中华总工会怎会把“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的牌匾授给研究院呢？走进研究院，从数以千百计的航天人的言谈中，你都能听到一个被赞扬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王永志。
也许是上苍冥冥中的安排，也许是你的每一根血脉里都燃烧着祖先飞天之火的激情，从青春岁月直到今天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王永志，当过火箭总设计师，系列总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 从王永志的脚步里，可以看见中国走向太空的艰难坎坷崎岖不平的道路；从王永志的身上，可以看见中国在迈向世界强国的征途中不畏艰难，不屈不挠，勇于攀登，无私奉献，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坚的英雄气概。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王永志就成为中国跨世纪研制的新一代火箭技术的领军人之一。是他提出火箭型号研制要形成系列产品，是他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划时代的壮举中，提出了三步走的宏伟设想。
有中国火箭之父美誉的钱学森对来看望他的中央军委领导自豪地说：“我推荐的现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不错吧，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他大胆进行逆向思维，很懂得科学的辩证法，和别人不一样。”可王永志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他铭刻于心的是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铐、黄纬禄、梁守桑、谢光选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他的言传身教。他从这些开创新中国高科技事业的先行者大师们的身上懂得，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所有成就都是在前辈科学家搭起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取得的。王永志的心里永远铭刻着这个真理。
王永志说，也许是我的命运好，一干型号就置身于大师们呵护慈爱所营造的氛围里，他们用双臂举起我向科学的山峰攀登。干航天这一行，虽然一辈子都在提心吊胆，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智慧精力来消灭失败，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词― 成功。也许这就是王永志的斗争哲学吧。
人都有困惑的时候。王永志非常喜爱毛泽东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坐在世界地图下办公桌前的王永志，有着一张被大西北沙漠的风刀沙针雕刻的脸，宛如罗丹著名的雕塑《 沉思者》 。这位饱经了世纪风霜、沐浴过几十年靶场火焰云烟的人腰身挺拔，依然那么威武豪爽。他有着黑土地上走出的东北汉子特别的刚强，他那炯炯如神的眼里透露出赤诚坦荡。有人问他：“王院长，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感到累的时候，有没有陷入过低谷的压力？有人说你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压力越大，弹力更强，干劲更大，这话当直？〃
“这都是重担子给压出来的。一句话，国家使命的责任。要说累，航天人搞型号几天几夜不合眼，是人都感到累。要说低谷，不仅我有，我们整个研究院都曾陷人过低谷。那也是一种压力呀，压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2 走进王永志（2）
那是什么样的压力，压得他睡卧不安呢？
“当院长嘛。”王永志深沉地说了一句，仿佛有一种难言的苦衷，这话里蕴涵着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翻滚大浪的风云，是一个时代在转型期中的大起大落。翻阅研究院的院史，王永志出任院长的时间是1986 年，正是中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前进，作为一个几十年吃皇粮又受到计划经济特别宠爱的研究院，要逐渐摆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那就是说，几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发展，不找国务院，也不找航天工业部，而是要到市场去寻找出路，这对于王永志、沈辛荪和研究院都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一个科研单位，突然被推向市场，这个变化犹如在研究院人的头上炸了一颗天翻地覆的原子弹。作为院长的王永志，肩上的压力之大比泰山压顶还要沉重。一院好像一下子从当年事业有成的顶峰陷落进铁壁合围的低谷，怎么突出去？怎样走向振兴的康庄之路？王永志在这沉重的压力下面对数万战友渴盼期待的目光，深深懂得了2000 多年前的屈原为何要喊出“路漫漫其修远兮”。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中国航天技术要走向世界，必须背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从困境中走向世界，杀出一条血路来。1 984 年初夏，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从当前世界形势来看，美苏之间的冷战在降温，双方都向着缓和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估计巧年内，世界性的战争打不起来，因此我们原来的立足于早打、大打必须改变，以便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人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建设好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
在小平同志讲话后，中央军委对全国的国防科委所属科研院、所、厂等军工企业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即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在军工系列开展了军转民的二次创业，由过去单纯的国家任务型向国家任务型与市场导向型转制。于是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怎样走出困境，看来“大锅饭”是吃不成了，“皇粮”也在大幅度地减少，“等、靠、要”的思想理念必须铲除。我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养着的科研事业单位了，更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干部了，一定要横下一条心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个长期封闭的研究院，无论思想观念、组织机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还是其工作的出发点，都构建在极为严密的计划经济的框架里。几十年来不管国家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保证其生存发展的研究院，宛如大家庭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受到最佳的呵护。潜移默化中，这些时代骄子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社会突进的大转型来到时，他们也会被抛进市场的大海。
早在1980 年，研究院党委班子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大潮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他们在完成“三抓”任务的前提下，发挥自身拥有的科研实力和生产能力去投人民品的开发。在参加了当年北京市场技术交易会后，院党委号召全院干部职工行动起来，大搞民品，托关系，找路子，能干什么就搞什么。首先从商品的流通领域进入，搞了一些见效快的生产经营，如加工装配音箱、风扇、落地灯等家用电器，有的职工摆摊设点卖日用百货和食品，干了一阵却见效甚微，这种遍地开花、户户冒烟、无目的折腾所形成的混乱，从另一个侧面给院领导一个启示：为什么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结合一院几十年已形成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特长，才能找到更适合研究院独具开发民品的出路呢？很多人认为搞民品是解决临时困难的权宜之计，是业余找点钱，并未进入实现未来发展的境界。研究院为从思想上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于1980 年2 月召开了民品工作会议，从战略的高度对民品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将转轨变型提高到研究院生存发展的高度，作为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在全院展开讨论。
王永志以超前意识和全球视野，提出研究院的发展经营既要面对国内，更要在改革开放中打开国门走出去，走向世界。搞火箭的就要找国际上业已形成的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要横下一条心挤进去，打破欧美对这个市场的垄断。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建国初期从国夕「回来的专家们都已年近古稀，建国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工人、研究人员都已临近退休年龄，年龄的增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建国后的第一个退休潮不仅仅涌向研究院，而且卷向了整个中国。军队的百万大裁军，上千名红军、八路军时期的高级将领纷纷离休。研究院的第一代领导张钧、张镰斧都已离休，大批的老专家退居二线，老工人、老干部、老科研人员、技术骨干都退了下来。十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一代青年知识人才的培养，各个学科的人才断层，遍及全国各科研部门。50 年代初来院的那一批大学生大都50 多岁了，却没人能接下他们的工作。科研设备的老化也是大问题，这些四五十年代生产的在当时还算先进的仪器、仪表和机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代甚至两代。令人着急的是研究院连人头经费都要找米下锅，国家下达的任务也进人了更新换代期，那都是需要花大钱的呀！社会上的一些人士甚至一些高层官员，还说搞导弹、原子弹、火箭把国家搞穷了，为了加速国家建设，应把投人这方面的钱投到国民经济的急需上，这样也许会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快。这些不了解现实情况的猜疑指责，真有点像1960 年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尖端国防工业应该下马的论调啊！1986 年，研究院已断了百分之八十的“皇粮”，经济困难把王永志和研究院逼上了梁山。
3 语惊四座与走出国门（1）
要不要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增强国家防卫实力，这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啊！鉴于当时对突破尖端技术的指责、藐视，对下海捞钱一片叫好的浮躁潮流，有中国火箭###之称的屠守鳄、梁守梁、卢庆骏、谢光选、陆元九及研究院第一代领导张镰斧联合上书中央，陈述当前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情况。此上书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当即批示给国务院总理。小平批示是：“请紫阳同志酌处。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随即国务院会同航天工业部召集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来研究院实地视察调研，后又在中南海举行座谈会。作为航天工业部的代表，王永志在会上首先发言，他在简要介绍了我国航天事业研制的情况以及中国航天发展的必要性后说：“我国28 年投入国防尖端武器的经费只有28 亿元，只相当于美国1984 年一年投人此项经费的30 ％ ，苏联1984 年一年投入的25 ％。28 年用美苏一年的30 ％ ，我们就是用这么一点钱，建立了自己现代的国防威慑体系，建设了众多航天工程，从而让中国赢得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地位，不仅换来了20 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还恢复了国家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国成了世界宇航联合会的成员国。虽然当前世界形势趋于缓和，但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麻痹到不设防的地步。在美苏两国都在着力于提高武器技术性能，增大威慑力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军转民只理解为只搞民不搞军，而不致力于提高武器的性能，到时候一旦国家有事，就会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讲得好，如果现在没有‘两弹一星’，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不能得而复失啊！”张爱萍老将军敲着拐杖激动地第一个挺身而出支持王永志的发言。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许涤新说：“我国航天工业经过了30 年的努力，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体系中的支柱产业。为壮大我国工业体系，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发展这个支柱产业，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工业领域，我们只有一个半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航天就是唯一的一个。”
宋健同志说：“社会各界的一些流言蜚语说三道四的话，多半是对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不了解，不知情，这也难怪，一旦他们知道了，那些话自然就消失了。航天战线是对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条尖端战线。”
“对，对，我们今后再也不听那些话了，我们更要多多交流、理解，相互沟通呀。”座谈会上一些专家们说着道歉的话，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与会者们达到了共识，还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支持推动航天事业发展的很多好建议。
不久，一些重大航天工程纷纷立项上马，被中止的一些型号又恢复研制，而研究院自筹资金启动了“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工作。
随之，王永志提出了“火箭研制走基本型、系列化”的道路。此后，研究院一改过去发一颗卫星就研制一种火箭的老办法，火箭的研制向横向配套发展，走基本型、系列化的道路成为一院技术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根本方针。研究院的科研生产进入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经费的高效良性循环。1986 年9 月国务院座谈会后，王永志开始实施他重整队伍培养人才的宏伟计划，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院白己的航天专业研究生院，实施干部职工的终生培训、知识更新制度，而且他亲自上课讲学，带研究生。1 986 年底，王永志、沈辛荪、王德臣、于龙淮等人组成了研究院新领导班子，他们兵分两路向国内、国外市场展开了大进军。
王永志说，我们要制造生产的民品是以世界先进技术为依托，要做到国内只此一家名牌，我们不与其他行业争利，不抢人家的饭碗，我们也不要堵住国内同类产品企业的财路。我们要研制的是国家还没有、唯有我们能研制出的产品，比如风能发电配套设备、高能发动机、液氢液氧发动机等这样的产品。
研究院的优势既在国内更在国外。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将是中国挤进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保证。研制“长二捆”大推力火箭，是王永志、王德臣、于龙淮有一天相聚在一间办公室里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