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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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戴笠发出通缉令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特务”入党
“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
,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待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①
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生死考验(1)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怠。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待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①
吴南山主动交待之前,关中的几个汉训班人员就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这几个人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金光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建国后还在公安系统工作。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