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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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三八五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一六五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二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二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二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八路军三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
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
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
第四章 拔除钉子
毛泽东身边的威胁
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
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批谣言，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都一直没能破案。①
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
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
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
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八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八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它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擅捕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地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
“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下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第四章 拔除钉子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1）
边保对于边区内部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手痒，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制胜手段。
这布鲁乃是边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察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这布鲁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却不予置评，淡然一笑之中，绝不包括推辞，却还有着矜持。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两
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这布鲁的壮志豪情怕是不在福尔摩斯之下！①
如此布鲁，怎能眼看国民党披着合法外衣在边区搞特务活动？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送上门来了？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
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一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秘密突击审讯，此人交待，此行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边区时里应外合。
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按照当时党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奸细，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采取教育释放、驱逐出境的做法。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记者特务三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六年，审讯中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布鲁想出一个奇计。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
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弄得国民党机关也不敢摆排场了。暗夜中，院门轻轻敲响，看门老头一见来人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
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锅大枣散发着香味。火盆旁落座，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连电灯都没有。”
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今晚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
见上级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请指示！”
来人若有其事地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
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
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
刘书记长苦笑：“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刘书记长又兴奋地说，“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
来人也有兴趣：“你们没有从中发展什么人？”
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我们写了书面报告。”
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刘书记长为难地说：“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里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
刘书记长感动地说：“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上白面馍！”
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
刘书记长说：“生活上还不整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
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
刘书记长积极地说：“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
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
刘书记长与众人一齐起身，恭敬地说：“感谢特派员冒着危险来看望我们，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
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窑洞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
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
第四章 拔除钉子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2）
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就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兄弟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竟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
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击中。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布鲁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齐炸死。
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现场照片。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
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
至于布鲁为何被任用搞保卫，《陈龙传》说布鲁在上海时属于特科系统，当时的领导人邱瑾后来就调到延安中社部工作。也有人说布鲁只是工会系统，并未参加特科。这段历史，就连布鲁的妻子吕璜和战友都说不清楚。作者曾找到布鲁在上海海员工会时的上级，但老人已经脑软化，记不得过去的情况了。无论如何，布鲁在南洋从事过保卫工作，又有上海地下活动经验，搞保卫工作还是颇有基础。
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
边保的保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