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国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闲话中国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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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笮嫖涔俅逅灸肝齑蠓蕉Γ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重875公斤。鼎越大，当然排场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周制诸侯之食五鼎，分别烹煮着牛、羊、猪、鱼、野味（獐子等），谓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钟鼓齐鸣声中，宴会的主持人（宰相之类）依照“礼”，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体部位的肉从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个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着吃，这就叫“钟鸣鼎食”。
显然，谁掌握了“鼎”，谁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如果掌握了国家的“鼎”，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当禹担任了中国各部落联盟的领袖时，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铸九鼎”。铸九鼎所用之青铜，据说来自“九州之牧”。这样，“九鼎”便象征着“九州”，亦即象征着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权了。
这当然是宝贝。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商革夏命，成汤迁鼎于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迁鼎于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权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军伐陆浑之戎而至于雒水，趁机在周王室的地盘上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怀好意，无奈其时早已不大摆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孙满去劳军。于是楚庄王便故意问王孙满说：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这就叫“问鼎”，很明显地是要抢饭碗了。
觊觎政权叫“问鼎”，建立政权则叫“定鼎”。反正那口烧饭锅搁在哪儿，权力中心就在哪儿，朝廷大臣们也都得围着它团团转。于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国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辅三公便叫“鼎辅”，而国运国祚便叫“鼎祚”。如果国运兴隆国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并峙势均力敌，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国文化中政治与饮食的关系，就无论如何不会明白，一口卤牛肉的铜锅竟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二 生命与血缘（1）
祭坛上的羊
大禹铸的那九只鼎，当然不会是什么烧饭锅，而是权柄和神器，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意义，而且多半是祭祀时用的。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鼎呢？因为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只不过那些请来吃饭的“客”，是天神、地祇和人鬼（去世的祖先）。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上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
祭祀既然是请客吃饭，那么，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这两样东西，一是酒，二是肉。请神喝酒，倒不因为“男人不醉，不给小费；女人不醉，不给机会”，或者是希望神们喝醉了以后，便会稀里糊涂地给咱们批一大堆幸福，主要是因为酒有香味。神是虚无缥缈没有踪影的，大约也是一种“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同样是“气”的酒来敬神，就显得礼貌客气，也比较好通声气。
酒客气，肉实在。只有酒，没有肉，就不好意思。所以肉也是少不得的。祭祀的动物叫“牺牲”。牺就是“色纯”，牲就是“体全”。牺牲主要有马、牛、羊、豕、犬、鸡，一共六种，叫“六牲”。去掉马，叫“五牲”。再去掉犬和鸡，就叫“三牲”，也叫“太牢”。不过，不必牛、羊、豕齐全，只用一牛，也可以叫“太牢”，也叫“特牛”。太牢去掉牛，叫“少牢”。同样的，不必豕、羊齐全，只用一羊，也可以叫“少牢”，也叫“特羊”。可见六牲之中，最重要的是牛与羊。因为牛重要，所以牺、牲、牢、特这几个字，皆从牛。不过牛毕竟是庞大少见之物，所以又规定非天子、诸侯或隆重祭奠而不可擅用。最常见的，也就还是羊。
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干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孔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做“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生命与血缘（2）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羙”。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li）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祇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神圣的背后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集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義，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二 生命与血缘（3）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義”，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祇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当然和義、美同意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有奶便是娘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二 生命与血缘（4）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