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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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我们从天津南归，在徐州分路，他取道越南去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我到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来住。那时吴晗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出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1940年秋，社会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从此与吴晗一别11年，直到1951年夏他到南京来才得相见。我问他能不能摆脱行政工作，再做明史研究。他说：“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绝不考虑自己的愿望，只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吴晗虽然是担负行政工作和民盟工作，但在史学上他也发挥了大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他领导的，他对我说这件工作，是毛主席亲自叫他做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他请专家标点的。年轻一代得以读到这两部中国通史的标点本，应毋忘吴晗的功劳。他又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吴晗是北京史学会的领导，对北京史学的推进做过不少工作。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才少，没有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吴晗得实现他当年的计划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5月，我从南京调回北京。他十分欢喜，同我说周总理和他谈清史，我回来得正好，叫我计划一下。我从他的话里，知他渴望专做撰著历史的时候将要到来了，替他欢喜。怎知一旦平地风波，竟尔凋落了！
（原载《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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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1）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
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他一生挥毫不辍，发表了大量文章，却很少提到个人生活。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崇高爱情，为年青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我二妹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担任当地国货维持会会长父亲的好帮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学生，热情宣传爱国道理，大力抵制日货。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即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我们姊妹带头剪掉长发引起的“头发的风波”，使校长气急败坏，大骂我们“惊世骇俗，有伤风化”。我们姊妹同另外五位女生被开除学籍。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袁震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真的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犹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志的当口，他同时得到了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在吴晗毕业的时候，争相要把他罗致门下，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易如反掌。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立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用愉快的谈话，减轻她肉体的痛苦。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袁震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多年以后，吴晗对我和陈郁同志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袁震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
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2）
吴晗在北平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幸福？母亲立即驰书北平，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平，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违心地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见儿子对这个姑娘如此敬爱，现在她又可以“动身”到外地疗养，健康状况当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吴晗刚刚毕业，虽然被破格提升，每月有80块银元的工资，但他要分出一半给袁震治病，又要寄钱奉养老母，还要担负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弟妹的费用，其艰难拮据，可以想见。幸亏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有一部分稿费收入，借以维持生计。
袁震也是别具慧眼，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她同吴晗认识之前，中学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纯洁的爱情，献给了尚未成名的吴晗。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益高，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平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词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吴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一步靠近了党的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工作，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的爱情的鼓励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当她见到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的未婚儿媳时，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岂是儿子的配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劝。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她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震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著名教授了，但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十分清苦。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震，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震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了。1939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了，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袁震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震的心血。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俩一字一句推敲每篇文章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
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工作更忙了，名声也更大了，但他对袁震的感情更深了。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
陈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吴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友谊很深。陈郁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吴晗经常邀我们一起去玩，他们谈笑风生，诙谐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们说，你们两位是不是算得上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典型？！吴晗风趣地说，他这个工农分子留过学、当过技师，知识化了。可惜我这个知识分子还没有彻底工农化！
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六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
吴晗和袁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震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
（原载《羊城晚报》1982年9月11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1）
七七事变，我离开北平，间关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趋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国已经是凉秋了，可是南海上还炎热得很。我坐的又是炼狱似的“统舱”，更令人难耐。因此，一上船安顿好床位，我就带着一壶水和在香港买的一册英国小说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书看得入神，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驻足停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个儿修长，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白绸大褂的斯文人。他见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书接过去翻了一下，和我谈起话来。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是不是学文学的。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他就说：“这船上有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多次听到师友谈及他，却没有见过。”他接着说：“你要不要见见吴先生？要见，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见吴先生，于是跟了他到二等舱去。这位热情而和蔼的先生，原来是文学家施蛰存先生。
舱房里，像今天火车上的“包房”那样，有两张窄窄的床。辰伯师正坐在一张床上，看着一本书。施先生一进门就说：“吴先生，这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回云南去的。我带他来看你。”辰伯师放下书，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让我坐下，开始和我谈话。
我过去从他那老练的论文中把他想象为一位年纪并不很轻的学者，可是一见面，原来还是一个青年呢。他那时才29岁，只比我长6岁。我像往常对老师那样，敬谨地面向他坐着，问什么答什么。可是他热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强烈地感到，他是那么爽朗，那么和蔼，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从这时起，一直到昆明，我总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和施先生是应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变前已接受了聘书，因战争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时才去昆明。关于熊先生出掌云大之事，我已经知道。这学校原是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不足，规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来呼吁整顿扩充。这一年，龙云、龚自知等决定把它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聘熊先生为校长，一切按照外地国立大学办理。熊先生受命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选了许多学者，聘为教授。辰伯师、施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辰伯师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坚约，清华大学同意让辰伯师请假到云大去，所以在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师很健谈，又精力充沛。几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谈，诲我不倦。记得，最先谈的是战局。我告诉他我所目击的日寇进入北平的情景。他听后愤慨无已，激昂地说：“哼！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着，他引古证今，纵谈起历史来。大意是，从历史上看，以弱御强，只有武装民众一法。当他谈到宋朝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