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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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吴晗与袁震结婚了。袁震仍不能起床，一切家务事全部由大哥料理。那时，吴晗已是一个有点名望的教授了。对外，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断来访的师生朋友，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帮助来滇的友人解决困难。对内，买菜、运水、做饭、清扫、洗刷和细心护理重病的妻子。他常常紧张劳累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每天搀扶着袁震在林*上散步，直到日落西山，吴晗又搀扶着袁震慢慢走回，照顾她上床安睡后，自己才安静下来，挑上煤油灯芯，开始他的著述和备课。在以后的日子里，袁震病情恶化，由于又得了子宫瘤，出血不止，脸色苍白，需要输血，吴晗因付不起医疗费，多次用自己身上的鲜血输给袁震，弄得自己一度脑贫血，几次晕倒。吴晗过的生活真是穷苦不堪，然而，他始终是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窘之态，从无怨言。他始终像一团火，煎熬着自己，温暖着别人，走到哪里，热到哪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著书立说，始终不懈。他发表了大量著作，算得上一个多产的学者了。
吴晗无微不至地照顾和护理着袁震这位满身是病的情侣，三十余年如一日，从不皱眉，从不丧气，对袁震每遇困难而情益笃。吴晗这种忠贞专一的高尚情操，真足以为后世楷模！
自1939年他们结婚，到1969年他俩于同一年被“四人帮”*致死，可怜他们三十余年来的夫妻生活，正如他们的养女吴小彦在生前的日记里所写：“我的父亲是革命的，道德最高尚……我的父母生前未能同纱帐，死后不能共墓穴！”
如今，吴晗袁震这对同生共死命运的恩爱夫妻，已“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他们的纯真爱情，吴晗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叹不已，崇敬不已！将永留人间。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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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震 对吴晗同志的回忆
我和吴晗同志是住在同一个村子，从青少年起就有交往，建立了友谊。我父亲杨志冰是清代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接受新潮流比较快，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在金华县付村镇育德小学教学，吴晗本人和弟妹都是在这个小学毕业的，吴晗除了在这学校接受一般教育之外，我父亲受吴晗父亲的委托，还负有德智方面课外辅导之责。我父亲教语文和历史，吴晗对这两门课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历史的爱好，这说明吴晗同志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小学毕业后为研究历史问题，吴晗曾反复求教于我父亲，我父亲以《左传》授之。他小学毕业程度，能够通读一部古典著作，很有要领，是和吴晗资质聪颖过人，对古文有深厚基础和高度自学能力分不开的。
在考取清华大学之前，由于吴晗同志研究历史有突出成就，已经受到当时历史学名家的器重和推荐，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考取清华大学以后，得到胡适、顾颉刚等教授的引导，造诣很深。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到我父亲执教于金华八婺女中，因患伤寒于1934年病故时为止，吴晗与我父亲信件上往来，从没有间断过。凡在学术上有所心得，必有汇报，有所疑难，仍以虚诚求教；对于着重明史的研究，就有过很长时间研讨；毕业就业有所感想，都会推诚置腹相问，就是一些家常事物，一如父母必有所商。
无论自己成就多大，地位多高，对我父亲始终以师事之，来信总以“志冰吾师”开头，“生晗”签名，这也可看出他尊师敬长和自我谦虚精神，也是求知笃诚的一种表现。每逢休假回乡，必然探望我父，促膝谈心，亲如骨肉。
吴晗老家虽是小康之家，但因弟妹等人都在求学，费用上仍感拮据。吴晗除自给以外，还要帮助弟妹们的求学所需，所以吴晗的青少年时代是从苦读、勤工俭学中度过的。不但如此，还要帮助像我这样师谊上的困难。如，把我父的旧作《俗原》介绍给顾颉刚教授主编的历史刊物中登载，获取一些稿费济我之贫。又如，我父去世后，吴晗在北平还组织过一些友好资助基金，接济我们求学中的困难。
吴晗待人接物都做到和善可亲，真诚相处，热情帮助，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虚假和欺骗；认定是真理，又是那样坚决不挠。如对胞妹浦月婚姻问题，巧妙地说服了他父母的包办；对于与袁震同志的结合，虽遭到母亲和亲朋的反对，但他坚定不移地以友谊为重，冲破重重阻碍，还是和袁震结为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旧社会里是不容易办到的。这些高尚的品德，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他的*思想和进步倾向也不是一朝而起的，在青少年时期已有萌芽：早年和我的舅舅吴璋（他是很早的共产党员，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是亲密朋友，曾由吴晗介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日常共事和生活当中，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和对*与进步的要求上，都有共同的理想。
吴晗和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很能说明吴晗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的思想作风，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价值。我在家乡空闲时曾把它装订成册，并保存有几帧照像，无奈在“*”中当做那帮人的“宝贵的罪证”，连同我父亲一切遗物遗像都一股脑儿焚毁，一无所存了。
青少年时期我和吴晗相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严谨治学，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正直不阿，苦学成名的学者。后来，他由一个爱国的*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戏剧我都有时间欣赏过；这是吴晗的历史研究和艺术结合，正是他的光辉成就，亲朋之间是喜悦的。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这是一场文字之冤。
庆幸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以师兄弟加朋友的情谊，如实反映一些吴晗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点滴事迹，以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1）
吴晗同志被“四人帮”*致死已经15年了。每一念及这一千古奇冤，辄悲愤填膺，不能自已。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与我同乡、同学、同庚，后又一同参加*同盟，从事*运动。许多同志常戏说我们两人有“四同”之雅。我们都生于1909年农历八月，他仅长我十多天。我是浙江武义人，他是义乌人，同属浙江金华府治。当时浙江教育落后，县城连一座中学都没有。只有府城才有一座中学与一所师范。金华旧辖八县，即金华、兰谿、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汤溪。金华为府城所在，设有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第七师范各一所。1921年我在武义壶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去金华投考七中，春晗也是这一年考入七中的。同班中以我们两人年龄为最幼，还不满12周岁。我们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受了旧社会结拜兄弟的思想影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结为金兰之好。春晗天赋过人，一目十行，从幼有神童之目。12岁就学会写旧体诗。我们都自恃天资高，不认真听课，整天偷看古典小说。当时金华有一家世界书局，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野叟曝言》等等，这些小说印刷恶劣，字体细小，极伤目力，因此我们两人都变成了近视眼。我13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七中读了一年，我因家庭经济关系，次年就转入第七师范（当时师范免交学杂费，膳费公家补助一半）。吴晗仍在七中上学。我转学以后，我们比较疏远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出外喝酒赌博，深夜返校，越墙而入，被学校记过多次，只因碍于他父亲的情面，未被开除。1926年我七师毕业后，来北京上学，考入北京大学。我与春晗不通音讯，约有五六年之久。
1931年8月间，我忽然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有“吴春晗”其人。我就写一信去问他，是不是金华七中的吴春晗，并告诉他我住在北大西斋。春晗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从清华跑到城里来看我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家驹，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已经完全改过了，只是现在香烟还没有戒掉。”我说：“改过就好，抽烟算不了什么。”他告诉我七中毕业后的生活经过，从此我们又来往如初。他来北京是胡适的关系。胡适原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春晗曾在中国公学上过学。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想转学入燕京大学，因英文成绩是C，燕大不同意他转学，于是就在燕大图书馆当临时工。他原来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因为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一说是考数学的，吴晗还是考了零分，但清华鉴于他文史考的好，破格录取了。，被录取了。胡适对吴晗是非常赏识的，他曾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我认识胡适也是吴晗介绍的。1932年春，我在北大经济系还没有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看到我写的一篇题为《抵制日货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他大为欣赏。回北平后与吴晗谈起，吴晗约我去看胡适，胡适就介绍我到陶孟和先生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但我对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深抱反感的，他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又说，我们要再等50年才有资格抗日等等谬论，极为进步青年所不满。而吴晗当时却是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崇拜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人的私人友谊。我在1932年北大毕业后，即在社会调查所做研究工作，自己租了一幢房子，与我母亲、姐姐同住在一起（当时我尚未结婚）。吴晗每逢周六就到我家里来度周末，有时陪我母亲喝酒，或打小牌，我也经常去清华看他。他在清华读书时期，已写了许多文章，如《胡应麟年谱》、《〈*〉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不但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十分成熟，许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对吴晗也另眼相看。我们两人虽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他搞历史，我搞经济，但我们发表了著作以后，总互相赠阅。而且由于我们交谊密切，凡是吴晗的朋友，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反之，凡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吴晗的朋友。我们都对当时的政治不满，但他仍埋头于他的明史研究，没有参加学生运动。老实说，那时候，吴晗还没有接受*主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2）
吴晗的思想转变是在昆明联大教书时期。他目击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统治，感到十分愤慨。他由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现实的教训使他离开了象牙之塔，奔向革命的洪流。他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无论是监牢或杀头，都阻止不了他的前进。抗战时期，我在广西，颠沛流离于桂林、香港之间，而吴晗执教于西南联大。我们虽然很少通信，但都知道彼此的情况。许多朋友告诉我，吴晗参加了中国*同盟，成为昆明著名的*战士。他写文章、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共同战斗。我虽然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我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和刚强不屈的浙东山区人那种倔强性格。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绝不会回头的；他也深知道我，了解我，我们心心相印，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北平再次会面了。那是1949年的3月间，我刚从香港来到北平，吴晗也是从蒋管区间道来到解放区的，但他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住在北京饭店。我们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当时他主持北平民盟市支部兼在民盟中央秘书处工作，我也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我们除了同乡同学之外，又增加了民盟的同志关系，我们经常往来。他当时还负责清华大学军管会，他邀请我去清华教课，聘我为清华教授。我还介绍了王亚南同志任清华大学教授，亚南同志教了不到一年，*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才离开了清华。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吴晗，再也不是抗战以前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了。但他对胡适还是敬仰的，书房里挂着胡适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这完全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是一个史学家，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做官不是他的素志，也非他所愿。他曾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过不愿做官，仍想教书，以后党的领导说服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也被任命为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的副局长。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教书的工作岗位，做起行政工作来了。但他除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和北京市民盟工作以外，仍继续搞他的明史研究，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在做官而在学术工作上。我也继续写一点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
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章为什么要用笔名呢？”吴晗同志说：“我用笔名决不是有什么顾虑。好，从今天起，我以后写文章，一律用真名，不再用笔名。”他看政治过于单纯，由此可见一斑。
吴晗自投入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他除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以外，还兼了十多个职务。正因为他政治上一帆风顺，他不自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