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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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积极参与了筹备和组织工作。
“一二？一”运动中，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从11月25日时事晚会的筹备，到1946年3月17日大规模的四烈士出殡仪式及最后在联大校园内入土下葬，他们几乎参与了全过程中所有重大活动的筹划与组织工作。例如，惨案前11月25日晚的时事座谈会，地下党事先已有细心的考虑和准备，当地下党征求他们意见时，他们的想法与地下党完全一致，不谋而合。晚会演讲人的名单就是学生自治会与他们商议后定下来的。他们考虑到省政府被蒋介石强行改组后昆明的形势明显恶化，主张要注意策略，闻一多建议这次大会他和吴晗不演讲了，可以请几位平时言论不是太激烈的人士讲。这完全符合地下党的部署精神，演讲人最后就按闻一多提的名单定了下来（国民党籍三人，民盟两人）。惨案发生后，联大罢课委员会（简称“罢委会”）和市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同他们商定每天碰一次头，互通情况，商量如何配合行动。吴晗通过民盟抓云大、中法大学及中学教师的工作，闻一多抓教授会。后来洪季凯说，在“一二？一”运动全过程中，闻一多、吴晗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和党组织、民青风雨同舟，一致行动，在校内外奔走呼号，在第一线英勇斗争，为运动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2。帮助成立联大民青一支部
吴晗的学生，联大历史系的洪季凯（现名洪德铭）原系新四军某部政治处副主任兼营教导员，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出辗转来到了昆明，考入了联大。他在运动中表现很好，非常积极，渴望早日找到地下党。他在同吴晗、闻一多的接触中下意识地感到两位老师很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就想通过他们与党接上关系。1944年冬，他与几个进步同学串联起来，酝酿建立一个青年核心组织，并且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一面向华岗同志汇报，一面积极与他们商讨草拟纲领、章程等准备工作。华岗及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并且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地方党支持建立这个组织。华岗即刻将这个肯定的答复转告给了闻一多和吴晗。此后不久，中文系的马千禾也团结了一批同学，组织起来。马千禾现名马识途，抗战初期曾任*鄂西特委副书记，因党组织遭破坏逃到了昆明，考入了联大。他在鄂西时闻一多的侄儿闻立志（后改名黎智）曾在他的领导下任利川县委代理书记。马千禾是中文系的同学，又有这样一层关系，因此与闻一多接触很多，关系十分密切。省工委同意两个青年核心组织定名为“*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属于党的外围组织。洪季凯他们那个小组为民青一支部，马千禾这边的小组为民青二支部。他们之间互相保密，不发生横向联系。然而吴晗、闻一多是民盟指定与民青联系的联系人，他们与洪、马等同学又是师生关系，所以，他们同时与民青两个支部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云南大学那边成立了民青三支部，潘大逵代表民盟与他们联系。 txt小说上传分享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4）
民青筹建过程中，民盟的罗隆基、潘大逵等人认为民青是民盟帮助建立的，坚决主张民青应该是民盟的青年组织，接受民盟的领导。吴晗、闻一多一度也有过这种想法。民青二支部本来就是根据省工委指示成立的，一支部的洪季凯原来也是党员，成员们也都是为了追求党的理想而聚拢在一起的，因此，经过洪季凯解释后，闻一多首先转变了态度，他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们讨论后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讲*就得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接着，吴晗也欣然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民青后来不断发展，队伍不断壮大，不论是留在云南的，还是随三校回到北平的，在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国解放后，民青盟员的这段历史在政治上均按加入青年团对待。
3。积极争取梅贻琦，为运动转弯刹车、善始善终作贡献
“一二？一”运动后期，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及运动进展的实际情况，认为运动应该适可而止了，再拖下去会失去大多数同学和社会群众的支持。但是弯子不能转得太急，不能无限期罢课，也不能无条件复课。经过认真地考虑后，省工委决定在斗争策略上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第一步，将无限期罢课改为“停灵复课”，即只要罢委会条件初步达到，可以灵柩暂不下葬先复课；第二步，过一段时间，其他条件基本实现后，再安葬灵柩，正式宣布结束运动。地下党首先把这个方案告诉闻一多、吴晗，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马上就表示同意。接着，闻一多想到这个方案学校行政当局能不能接受，关键在校常委梅贻琦，如果梅贻琦通不过，方案还是不能落实。他毛遂自荐愿意去登门访梅，作梅的工作。地下党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好，并且正式以组织的名义请他去与梅谈话。
惨案发生时梅贻琦正在北平，对昆明发生的事基本上不了解，重庆*连续发电催他回昆明处理学生罢课事，并且透露给他说，学生如果不很快复课，就要解散学校。梅先生是个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联大办到今天，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当然不愿看着学校被解散。他回来后听了一些片面之词，对同学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误解，就张贴通告限令全校17日复课。闻一多与他这位老师足足谈了好几个小时，说明同学们罢课是迫不得已的，他们非常通情达理，现在已经把复课条件降低了。梅贻琦听了闻一多的这一席谈，又看到了学生自治会修改后的复课条件，消除了顾虑和怀疑，态度转变了。他亲自出面和云大校长熊庆来一起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原原本本叙述了反动军警、特务、暴徒打杀学生的全过程，明确指出地方最高当局应当负责。《中央日报》及昆明市各报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全文刊登了梅、熊谈话，等于辟了中央社的谣，不啻是狠狠扇了反动派一记耳光，给同学们大大出了气。梅先生态度的转变使运动得以比较顺利转弯刹车、善始善终地收尾。
4。调解矛盾，促进内部团结
“一二？一”运动的后期，市罢联决定停灵复课。当时时间仓促，条件所限，罢委会没有来得及做细致的解释，以致一部分同学因痛恨敌人残杀我无辜同学而无比悲愤，思想无形中滑向偏激，产生了过“左”的情绪。他们一共有百余人，于当年的除夕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社团，所以社名就叫“除夕社”。他们认为罢委会领导“投降妥协了”，批评罢委会“出卖了四烈士”，“背叛了革命”。这个分歧本是学生内部的矛盾，他们却把矛盾公开化了，他们的领导人本是民青的盟员，竟然在壁报上揭民青的底，公布民青人员的姓名，泄露了民青的秘密，对斗争非常不利。吴晗不同意他们这种态度，同他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闻一多对双方都做了工作，他要求除夕社的同学要顾全大局，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但在敌人面前要维护罢委会的领导。同时他也建议民青注意发扬*，采纳除夕社的合理意见。民青用*的办法对学生自治会提前进行了改选。改选后不但进步同学在理事会中占了绝对优势，而且除夕社也有五位同学当选为理事，进入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集体，这样一场濒于分裂的矛盾终于基本化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5）
由此可见，闻一多、吴晗在昆明的*运动中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当然，无论是吴晗还是闻一多，他们都是党领导下昆明*运动孕育出来的学者型革命者。
二 吴晗拉着闻一多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抗战胜利前后那些年里，吴晗、闻一多频频发表演说或杂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专制*，谴责黑暗*，针砭时弊，深受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他们秉性刚直，疾恶如仇，无私无畏，在群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当然，闻一多原来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和学者，加上年龄上的原因，其声望和影响较之吴晗更高、更大一些。
然而，如果就思想之进步而言，吴晗又早于闻一多。吴晗的夫人袁震女士及其姐姐袁溥之早在大革命时期思想就很激进，她们都是*建党*董必武的学生，都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过罢课*等革命活动，后来袁溥之就是通过董老去延安的，而袁震也一直同董老保持着联系。1941年吴晗从四川叙永回昆明时，就曾同袁震一起专程到重庆拜访过董老。董老对他讲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对吴晗以后思想的重大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吴晗的思想自然觉醒得比较早，常在课堂上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抨击国民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大批社会名流、知名人士买不到飞机票，撤不出来，孔祥熙的家属却公然不顾他们的安危，独霸最后一架飞机甚至连洋狗都运了出来。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昆明联大同学自发愤怒地涌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当时不仅进步同学参加了，连三青团中一些正直的同学都参加了。吴晗气得在课堂上把孔祥熙与南宋灭亡前的“蟋蟀宰相”相比，严斥孔是“飞狗院长”。而那个时期闻一多的思想还停留在“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阶段。
不仅如此，闻一多后来加入民盟，也是吴晗先走了一步，而后动员他，并介绍他加入的。
1943年冬和1944年春闻一多拍案而起，不但大受广大青年同学的欢迎，而且引起了昆明*地下党同志的注意，有的认为这是好的苗头，应该热情支持，引导他继续前进。有的认为他曾经热心倡导国家主义，一度曾持*立场，后来又长期不问政治，现在发表点针砭时弊的言论，并不意味政治态度根本改变，怀疑支持和争取他这种人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周恩来同志得悉上述情况后，指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1944年夏，华岗从重庆汇报工作回昆明时，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带给昆明的同志。从此，昆明党内同志的认识统一了，积极采取争取闻一多的工作。
恰好此时中国*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同盟）派周新民、李文宜、罗隆基来昆明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周、李二人均系受*之委派协助民盟中央工作的同志，其中李文宜是袁震在中学里一起罢课*，搞革命活动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李文宜认识了吴晗，并且很快就把吴晗发展成了盟员。接着，他们又请吴晗去争取闻一多。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6）
那时，闻一多接受昆华中学的聘请到该校任高中语文教师，全家已经从司家营搬到了昆华中学院子里的一座小楼上。一天晚上，吴晗突然登门造访。谈话之初，闻一多因为与吴素无来往不免有些出乎意料和诧异，态度比较谨慎，仅仅以礼相待，听的多，说的少。但是，吴晗却不然，他久闻“闻一多”之大名，近年来又见他拍案而起，振臂疾呼，内心十分高兴和钦佩，谈起话来激情洋溢，短促有力，口若悬河，有爱有憎，渐渐地闻一多也被他引入了角色，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有喜有笑，有怒有骂，越谈越投机，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午夜，话犹未尽。从那以后两人的思想和工作就都结合在一起了，并且频频并肩出现在战斗第一线了。
其间，吴晗谈到加入民盟的事，闻一多最初受“君子不党”的思想影响，以及听说民盟内还有某某一类的人，因而不想参加。后经吴晗耐心地解释，个人反复思索，终于想通了，认识到“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于是，他也加入了民盟。
加入民盟这件事对闻一多来说，意义极大，首先，它表明闻一多的活动从个人活动进展成为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活动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入盟意味着闻一多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联系，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晗拉着闻一多或者说推着闻一多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三 “鸟兽”横幅意味着什么？
吴晗后来回顾这次“不俗的夜访”说：“当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事实确实如此。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往，经过多次促膝谈心，关系越来越密切，几乎在一切问题上观点和态度都完全一致。不久（1945年年初），他们恰巧都中签分得西仓坡的住房，两家斜对门，出去开会或参加活动常能并肩而行，同出同进，不是这边喊一声“春晗，走吧！”就是那边喊一声“多公，时间到了！”就这样他们的关系真正达到了志同道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地步，成了并肩战斗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
从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至1946年3月四烈士出殡仪式，除个别专业性、业务性较强的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文学评论社座谈会等）外，他们俩几乎每次必到，到了，两人就必然要发表演说；发表演说就必然要猛烈抨击专制*。一个热情洋溢，声如狮吼；一个火力十足，猛如虎啸。此外，许多文电也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吴晗写文章出手快，负责起草（罗隆基也起草了一些宣言或声明），闻一多是中文教师，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