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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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凶手。昆明*代表宣读了对国民党政府任用李宗黄的《抗议书》。当天，昆明*组织全市学生罢课一天，会后举行万人示威*。
不久，郑伯克从渝回昆，明确指出，我们应抢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前，举行盛大的“一二？一”烈士出殡典礼和送葬*。根据党的指示和墓地工程进展情况，经民青、*研究并和民盟协商后，决定以3月17日为烈士出殡典礼日期。吴晗、闻一多参加了各项筹备工作，还对殡仪、墓葬、路祭等方面提出了寓意深刻而便于操作的意见，倾注了全部心血。3月17日上午11时，三万多昆明学生和各界群众代表的送葬*队伍从昆明西郊西南联大出发后，穿街过巷，绕行全市，昆明市民，万人空巷，齐集街头，低首含泪，肃穆悲痛地向烈士致哀告别。沿途各主要街道都设置了路祭，祭文挽歌通过扩音器四处传播。下午5时，这支带上白花素纱的队伍才回到联大校内四烈士墓地，举行公葬典礼，吴晗、闻一多和支持学生的四大学教授都参加了。在长达6小时的送葬*中，闻一多、吴晗一直徒步跟进一刻也未离开过队伍。墓前石柱上刻着闻一多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在典礼上，闻一多、吴晗是陪祭人。他俩都怀着悲愤的心情作了慷慨激昂和富有战斗性的讲话。三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喊出同一个声音：“安息吧！勇士，你们死了，还有我们！”“让我们踏着你们血迹前进，誓把反动势力消灭掉！”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10）
“三？一七”出殡*结束后，四五月间，我们由于忙于工作，很少到吴晗、闻一多那儿去，但有几件事印象深刻，至今仍活鲜鲜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吴晗、闻一多是云南民盟领导成员中最尊重*组织意见的进步教授，可以说，这两人都怀有和共产党脉搏一起跳动的感情。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传到昆明后，吴晗、闻一多非常悲痛，建议由昆明*举行追悼会。民青请示党领导后，认为由昆明*或四大学生自治会出面，都不适宜，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去向他俩申述了理由，吴晗立刻表示同意，但闻一多却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又写信请人带给*主席吴显铖商量，当然也没有同意。随后闻先生见到我说：“从理智上讲，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从感情上讲，我总觉得心里不安。那就由我和吴先生约几位知名朋友发一份哀悼的唁电吧！”情谊诚挚，溢于言表，我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1946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西南联大在这一天正式宣布结束，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从此分批北上复校。早在4月间，吴晗、闻一多和*云南省工委一样，十分关心这年的“五四”纪念周活动，一再提醒我们，在活动周全过程中，务必要云大、英专等校和昆明各主要中学的民青与学生自治会干部担负起领导责任，联大同学，不管是谁，只应当参谋，不能在前台指手画脚。闻先生很有风趣地说：“我原来是一个书生，不就是在这几年实践中初步锻炼出来了吗？何况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呢？”果然，这年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在云南同学组织下搞得很成功，闻一多、吴晗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6月下旬，蒋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了。昆明这座光荣而美丽的城市，又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民青和同学们都为吴晗、闻一多的安全担心，劝他俩尽快离开昆明，但他俩却毫不畏惧。闻一多常说：“我是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进大门了。”吴晗笑着说：“干革命不能怕牺牲，我已做好准备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参加斗争。由于吴晗夫人袁震病情加重，子宫流血不止，急需动手术，他才不得已托关系买了两张飞机票，于6月9日告别昆明，飞往重庆。7月5日，我和王汉斌、严振（均是“民青一支”执委、联大第一党支部委员）等搞完了昆明的各项交接工作之后，和两百多同学一起乘车离昆明北上。走前，我去看望了闻先生，向他辞行。他信心十足地说：“你在昆明上了黑名单，北*动当局不一定知道，我们将来到北平后再一起战斗吧！祝你一路顺风，保重身体。”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和敬爱的闻老师的最后永别！
吴晗回到北平后，一直参与领导*革命斗争。我回北平后不久，被党组织调到沪、杭等地搞秘密工作，未能再和吴先生在一起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政府工作和文化教育、史学各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光荣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中，吴晗惨遭*致死。
吴晗、闻一多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悲壮地和凄惨地离开了人间，但他俩的言行、业绩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他俩的一生和走过的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吴晗、闻一多永垂不朽！
（摘自《红岩春秋》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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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1）
1945年2月12日（甲申年除夕）晚上，闻一多用娴熟的篆书写了一条横幅，内容是《论语？微子篇》中的两句话：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原文大意是说人们不能和鸟兽同群，我不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又和谁交朋友呢？这是闻一多对自己与吴晗之间友谊的高度评价。
书法家题字通常都是同一个内容写上好几张，以便选用其中最满意的一张。那天晚上闻一多为吴晗题写横幅也是如此。当时中法大学进步青年学生杨明（字令光，白族）恰好在场，他也想要一幅闻一多的墨宝。闻一多就把比较满意的留给了吴晗，把副品给了杨。所以，应该说杨明虽然也同样得到一张“鸟兽”横幅，但并不意味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指的是学生杨明。
吴晗与闻一多不仅同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联大时的亲密战友，他们两人经常以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而为人们所知。那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哪里有闻一多哪里就有吴晗，或者说哪里有吴晗哪里就有闻一多。就全国范围来讲，知道吴晗、闻一多两人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可能并不太多。但是如果说当时的昆明，特别是在当时的联大师生中，人们不但普遍对这两个名字比较熟悉，而且也会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一 吴晗、闻一多在联大*运动中的特殊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皖南事变后联大和昆明市一度万马齐喑，空气沉闷，活动沉寂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疏散到外县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各种活动又陆续开展起来。最初是各种形式的读书小组，各种名目的壁报社，后来就发展到成立全校的壁报联合会；开始时是各种兴趣不同的社团，最后通过*选举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从三青团控制的学生手上夺了过来；开始时是各系或各社团开小会，分散地、单独地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跨系别、跨社团的大会，最后甚至是跨学校，全市性的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开始时只是开开会，请几位教授先生作些演讲罢了，后来发展成为不仅开会还要发表宣言、声明，举行*，甚至是几千人、上万人的*，“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时参加的群众竟达三万人左右。这是历来学生运动中从来没有过的。
所有这些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争取*的斗争，当时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斗争，简称*运动。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西南联大，联大是名副其实的*堡垒。
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首先，主要是*地下党认真执行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方针。这是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当时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一心要想吃掉龙云，因而龙蒋矛盾极深。解放后龙云曾经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人士很多，他和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接触、交谈，“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运动是同情的”（转引自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龙云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华岗就是应龙云的要求派到昆明的共产党代表，我们党的地下电台就设在龙云的小车库房里。同学们的许多重大活动事先都由华岗向龙云打了招呼，征得了他的同意。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龙云，昆明那时的*运动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2）
再次，就是民盟云南支部的密切配合与合作。民盟云南支部最初主要是在联大和云大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些盟员。云大那边有楚图南（党员）、尚钺（党员关系中断，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潘大逵、冯素陶等。联大方面主要是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闻家驷等，他们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和分化右翼势力，在*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配合及促进作用。以联大为例，“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发表的几个重要文告和“停课七天”的决议就是他们斗争和工作的结果。
其中《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自由事件抗议书》、《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以及《呈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告诉状》等三个文告和第四次教授会关于“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可谓“停七、三表示”），“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之命令”（《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等几项决议都很重要，都谴责了反动派，同情和支持了学生的斗争，对运动的发展都很有利。
“停课七天”的决议是经过激烈的辩论甚至是斗争才取得的。看看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姚从吾（联大三青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事后给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的信就可略知辩论与斗争的激烈程度。联大教授的政治态度跟中国社会的通常情况差不多，也是两头小中间大。那天赞成罢教的既有民盟的教授，也有张奚若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和周炳琳（枚荪）、杨西孟、贺麟（自昭）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但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大约只占教授总数的四分之一。
那天的辩论很激烈，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会议气氛相当紧张”，紧张到“有分裂的兆头”，辩论的时间长达六个小时，“我疲惫不堪”。姚从吾在信中说：“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周炳琳）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这场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持续的时间很长，后来杨振声、汤用彤提出了周炳琳想出来的以停课代替罢教的折中方案，双方皆可接受，辩论方得结束。朱自清的评论是“结果相当不错”。
初看起来，“停课七天”似乎不如“罢教”理想，不如“罢教”态度强硬，但仔细琢磨，这个“停七、三表示”的决议，加上同时通过说明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力争早日惩凶及取消不准开会的禁令等其他几条，其效果并不亚于罢教，与同学们提的要求差不多。想一想“一二？九”和西安事变时教授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在联大教授会上能争取到这个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姚从吾以为这场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他在给陈雪屏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说：“一多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六十一对十九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其实，停课的议案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是中间派提出来的，他们有什么胜利可言呢？会议一开始他们坚决反对罢教，后来在进步教授们的坚决斗争下被迫不得不有所退让，接受停课之议，这算什么胜利呢？从这个角度讲，进步教授们才是立下了大功劳，试想如果没有进步教授的长时间的激烈争辩，教授会会通过“停七、三表示”等决议案吗？可见，停课的决议是进步教授斗争的结果，如果要说胜利，那是进步教授们的胜利！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3）
显而易见在要不要罢教这场斗争中，闻一多、吴晗是出了很大力，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然而，他们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们在联大的*运动中，还发挥了一些特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当参谋，当顾问，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当时联大学生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利用适当时机举行各种*，请一些教授演说、做报告。被邀的教授进步的或中间的居多，有时也有个别维护政府立场的。进步教授往往借此时机分析时局，针砭时弊，抨击黑暗*与专制*。*运动初期，闻一多、吴晗也是如此，不时在*上发表一些演说，或在报刊上写些文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仅仅是第三者、是被团结争取的对象，是被邀请来的老师，他们最多只是从旁给学生以支持而已。随着运动的发展，闻、吴两先生逐渐感到只作第三者不行，不能只从旁给予支持，要站到第一线，要作直接参加斗争的斗士。于是，他们自觉地当参谋、当顾问，出谋划策，提建议，主动和同学们共同商量，组织活动，主持活动；1944年的*纪念大会、12月的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大会，从筹划到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到草拟、润色宣言，乃至会后*他们都积极参与了筹备和组织工作。
“一二？一”运动中，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从11月25日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