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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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吴晗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昆明,经重庆、上海回到北平。在重庆候机的一个多月,他住在民盟总部,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反内战、争*的*,也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大学,以他犀利的语言为反对*,为和平*大声疾呼。
1946年8月,吴晗同志和他的爱人袁震同志经重庆、上海,回到了久别的北平,又住进清华园。
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烽火燃起来,吴晗同志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他到北平不久,就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和民盟华北总支部、民盟北平市筹委会接上了关系。他和张光年同志一起负责《*周刊》(北平版)的编辑发行工作。 。。
胡愈之 李文宜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3)
北平的*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在这一段时期里,吴晗同志和教授、同学、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一起积极参加抗议美军*北大女生的抗暴示威*,“五?二○”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反*的运动等一系列反蒋反美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破坏和谈,*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停止了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吴晗同志坚决反对,将民盟的活动转入地下,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盟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里,吴晗同志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十五六万字的《朱元璋传》,他不知疲倦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和创作。
1948年,国民党军队的反人民内战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美国认为这个“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一时北平出现了“自由主义运动”和“新第三方面”。在民盟内部有些上层知识分子已被视为“*个人主义”拥护者,成了争取的对象,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司徒雷登的“鼓励”。
此时的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民盟内部存在的中间路线思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公开声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主张。吴晗同志虽然没有参加三中全会,但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积极地与民盟内部的中间路线思想、*个人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8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园也遭到了检查。吴晗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平山县解放区,即*中央所在地。不久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使他终生难忘。吴晗同志自己写了一段生动的回忆说:
“不是毛主席教育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除掉指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之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上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此吴晗同志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吴晗同志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回到了清华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吴晗同志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之一是负责中国*同盟北京市委会的工作。他先后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在1958年举行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在民盟工作中,吴晗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团结高等学校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努力服务。
民盟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爱国*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是经过斗争而总结出的经验。在吴晗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的民盟工作中,无论在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工作中,或在以后进行的形势教育,推动成员积极服务,加强思想改造的工作中,都是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他通过民盟的工作,有效地调动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大家受到锻炼,受到教育,得到进步。他对于盟内的某些取消和怀疑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对于民盟今天能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有贡献的。 。 想看书来
胡愈之 李文宜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4)
吴晗同志在工作中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和贯彻是全面的。他本人是知识分子,也了解知识分子,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经常上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家中串门,也经常请知识分子到自己家中做客,大家在一起,从学术到政治,从业务到思想,无话不谈。他是知识分子的“诤友”、“贴心人”。
吴晗同志善于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反对空头政治,千方百计地鼓励、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做好业务工作。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一再鼓励大家搞创作,写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按规定时间学习和写作,没有大块时间,就抓时间、挤时间,见缝插针。每当回到家里,他总是坐在书房里读和写,即便再忙,每月也要去一次图书馆。他曾表示,从1956年起,每年一定要写一本书。1959年这一年,他一共写了47篇文章。他先后出版了《读史劄记》、《海瑞的故事》、《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并亲自领导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他提倡实实在在工作,不要搞形式主义,主张“不作清谈家,爱惜时间,老老实实读点好书,写点东西,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然首先要做好岗位工作”。1959年,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他邀集北京大学的民盟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主动向大家挑战,看谁写的文章快和好。他的倡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960年,他在北京市多次组织“神仙会”,鼓励敞开思想,自由辩论,对当时活跃政治生活、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吴晗同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雷厉风行。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勤奋地工作。1959年,他年满半百,曾风趣地说:“有人说我老了,头发又白又秃,我说不,才十岁呢。还不到成熟年龄,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情绪很高,劲头很足,要多学习,多工作,愈干愈有劲,活得有意思,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为人热诚、直率,既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快人快语,肝胆照人”,这是熟悉吴晗同志的同志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吴晗同志从接触革命以来,一直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早在昆明期间,他的书桌上就经常摆着《联共(布)党史》、《新*主义论》等书。1949年,毛主席看了《朱元璋传》以后,跟吴晗同志谈了很久,特别指出书中彭和尚这个有坚强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跑行为。吴晗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翻阅史料,终于查出彭和尚不是个人功成身退,而是被元朝军队杀害,并在以后再版时作了更正。他说过:“*列宁主义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在写作时也必须以*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写,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1959年,他遵照毛主席年初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他哪里会想到,江青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竟搞阴谋,从《海瑞罢官》这出戏打开缺口,由此发难,从而给我们党、我们祖国带来一场大灾难。
反动文痞姚文元的反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进行歪曲事实的批评,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着反革命围攻,吴晗同志并没有屈服,他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同姚文元清算!”他的话代表了一个忠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对“四人帮”一伙的忿恨!代表了千千万万爱国的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反革命势力的抗议!
但是,凶狠的敌人没有让他活下去。他遭受了极为残酷的*,满头白发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1969年10月11日含冤含恨离开了人间。他逝世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看一眼他的小女儿,结果遭到拒绝。他不知道,早在他离开人世的半年多前——1969年3月18日,他的终身伴侣、共产党员袁震同志,在受尽残酷折磨之后,已经悲惨去世。他更不知道,他心爱的女儿吴小彦,也没能逃脱“四人帮”的魔爪,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他一家四口,幸存活下来的只有他的儿子吴彰。
安息吧,吴晗同志!那些愚弄历史的小丑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民决不允许造成一代浩劫的悲剧重演,而要遵循客观规律沿着历史的长河奋勇前进!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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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信得过的人(1)
——忆吴晗同志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郭沫若同志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引用的一句诗。他说:“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我想这句诗对于吴晗同志来说也是适用的。
许多朋友都知道:当年在昆明*运动中,闻一多和吴晗都是深受青年敬重的*战士。闻一多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暗杀于昆明街头,吴晗则被*、“四人帮”诬陷死于冤狱之中。一代学人,含冤而逝,“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夫人袁震同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多年病残,也遭毒手,女死儿散,真是家破人亡。如今,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沉冤也得昭雪,学界是非,文坛功过,重得分明,老晗你可以瞑目了。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明史,著述甚多,学术上造诣很高,学生时代已露头角。他在解放后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在解放前,更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周围的师生朋友从事*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一位好党员、好战士,竟被诬为“黑帮”、“*文人”,是非倒置,莫此为甚!
吴晗同志抗战以前和我同在清华,相识甚早,但彼此过从渐多而成为知己,是40年代在昆明的*运动中。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光明磊落、爽朗刚直的性格,对敌人英勇无畏的神情,深深地印在许多朋友们的心中,尤其难忘的是他在当年昆明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自己的感受更深。
当时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多数人对共产党、对*主义都少了解,大家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出发,要求团结抗战,*进步,希望祖国经过抗战能得以繁荣富强,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破坏团结,压制*,特务横行,贪污腐化,广大工农惨遭剥削压榨,知识分子也备受摧残,许多人都弄得衣食不周,有的甚至濒于饥寒交迫之境。人们都祈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这国破家危、民不聊生的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开展*斗争。但怎样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党的号召变成我们大家的行动,要有一些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的人来起个桥梁作用,把党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起来,吴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本身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知名的教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熟悉周围的人和事,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便于利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联系各种类型的群众,传达贯彻党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也能准确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汇报给党,供制定战略策略的依据。同时也由于他的学问、文章和行义,在师友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组织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些长处,因此他能作别人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起别人一时难起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派竭力阻塞党和群众的联系,一般从事教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和党接触的,而大家又是多么希望见到党呵!当时大后方的*运动,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相继来到昆明参加指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直接听到党的声音,一些学习讨论活动我们多是经由吴晗联系,有些同志需要有公开身份便于参加活动,找到有关的人都是勇于承担风险的,如华岗同志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就是由吴晗同志引荐的,彼此都以能为党做点事情而感到荣幸。
费孝通 信得过的人(2)
吴晗和进步青年的组织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看到不少学生都乐于找他“谈天”或出主意,他支持和鼓励了许多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当年昆明青年敬重的一位*教授。西南联大被誉为“*堡垒”,其中自然有他的一份辛勤劳动。解放初成立全国青联,他被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也正表明他和青年运动的关系。
当时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协同组织和青年学生一道,做了团结老一代教授的工作,像张奚若、潘光旦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