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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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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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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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诏熊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介石的反动*的政府，表示愤慨。1939年后，昆明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也贫困至极，对多数人来说，这样清苦的生活还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来增加收入，教书匠却偏偏不会也不屑于做这一套。我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好发议论，表示不平，但因为我长期抱着超政治态度，没有想到要投身到改变这种情况的革命斗争中去。
昆明遭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连我家也不得不下乡。我们搬到落索坡与吴晗家同住。在祠堂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袁震，她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她有冷静的头脑，对时事有精辟的分析能力。吴晗对她很尊敬，我们尤其如此。他们夫妇俩形影不离，在回忆中很难把他们分开。我更多地从共同生活中认识吴晗。我们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龙头镇赶集，这中间还要轮流在那里的邮局取信。这种生活习惯了也蛮有趣。吴晗又加了一个消遣项目：在河边钓鱼。他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每次都满载而归。
落索坡、黑龙潭、龙头镇构成一个地区，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专家。虽然这里物质条件较差，但不受空袭的威胁，可以安心读书。在乡居期间，吴晗应清华之聘，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和袁震曾到过四川叙永，联大在那里办分校，设一年级学生班，吴晗讲授中国通史课。他在四川喝上了黄酒，整坛整坛地喝。豪饮适合爽朗的性格，同时对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一年后他们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乡下不能及时读报，又没有无线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好几天，我们还不知道。空袭威胁逐渐减轻，我们先后回到城里。我于1942年8月也回清华教书，在联大讲授英国戏剧等课。我兼任英文报编辑，工作较忙，同吴晗的接触少了，但我对他的政治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
进城后，吴晗有了一个大转变。眼看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进步力量，不能再沉默了。他在通史讲坛上，在进步报刊上，大声疾呼，唤醒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同盟成立了。吴晗的政治活动有了方向，有了群众基础，就更加积极，收效也更大了。
“一二？一”运动前后，是吴晗最活跃的时期。他参加了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参加了追悼“一二？一”四烈士的抬棺*。参加了每天下午召开的教授会。教授会上的斗争是激烈的，大家都记得闻一多同傅斯年的一场舌战。吴晗更多的活动在会外。教授会外有讲助会、学生会。怎样内外配合，加强斗争，吴晗是花了很大气力的。他立场鲜明，成绩卓著。反动派把进步教授看做眼中钉，在近日楼贴标语，诬蔑闻一多为闻一多夫，诬蔑吴晗为吴晗诺夫。
我在吴晗的鼓励下，担任了联大进步团体剧艺社顾问。
1946年夏，我们回到了北平。吴晗和我都住在清华旧西院，我常到他家阅读进步书刊。他家12号大门敞开，晚间灯火通明，客厅里高朋满座，经常在打桥牌，打麻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消遣了。他们在谈政治工作。对我不见外，所以我听到了不少事情，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由于吴晗的影响，我变得积极了。我参加了李广田家的学习班，参加了老教师活动，如在反饥饿宣言上签名等。我为骆驼剧社导演美国反法西斯剧本《守望莱茵河》，受到训导处的审查和阻挠。在整个过程中，吴晗给了我大力支持，幸获通过。
解放前夕，北平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吴晗夫妇不得不前往解放区。临行前，吴晗托我替他转信，我做到了。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受托时感激万分，热泪盈眶。在漫长的思想改造道路上，我迈出了第一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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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名楠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1）
吴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死于江青一伙人之手。每想起他的惨死，心情十分沉重。我认识吴晗先生是在1938年。那时他已是明史专家，在云南大学任教，我是刚跨进大学门槛的青年。他的胞妹吴浦月是我在杭州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到昆明，我前往小南门白果巷去看她，同时也见到了吴晗先生。那次交谈的时间不长，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爽、亲切，不摆什么架子。此后很久不曾再见面。
1940年，我从西南联大地质系转到历史系。后来吴先生也离开云南大学，应聘到西南联大教课。同在一个学校，又同在历史系，求教的机会便多了。我的第一篇史学习作《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是在吴先生鼓励下写出来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他举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他说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日知录》这部书是他的读书札记，在学术上很有价值，就是他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的，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很值得学习。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到，第一我读书不多，第二慵懒成习，即使偶有所得，也往往难得动手，日子一久，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吴先生本人确实非常勤快，勤于读书，勤于动手。我曾看到他亲自摘抄的卡片，数量很大，分门别类，井井有条。这是需要多大的劳动和毅力呀！可惜“*”被抄家时，这些卡片全部散失，至今不知去向。*、江青一伙轻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不仅残害了吴先生的身体，并且把他长年辛苦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毁于一旦，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时逢到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吴晗先生一人！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且涨风越刮越厉害。在这样情况下，西南联大教授们也捉襟见肘，日子越过越紧。吴先生原住白果巷，独门独院，比较宽敞，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称，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联大附近的文林街西仓坡居住。他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气候凉爽，有四季如春之称。吴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夹大衣，手提竹筐上街买菜。一些熟人看到他为生活琐事操劳，浪费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认为他身为教授，自己买油打醋，有失体统。吴先生对这样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我们知道，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其中有些人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不了解民间疾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迅速下降，仿佛从云端落到尘世。他们同群众相处久了，呼吸相通，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接触到时代的脉搏，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