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目 录（1）
序言 （苏双碧）
青少年时代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吴浦月）
对吴晗同志的回忆（杨祖震）
缅怀吴晗同志 （千家驹）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明忆）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夏鼐）
怀吴晗 （罗尔纲）
万金能买生死情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袁溥之）
从爱国学者到*战士
心丧，忆辰伯师 （李埏）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李埏）
吴晗帮助我进步 （赵诏熊）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丁名楠）
追念吴晗先生（李曦沐）
天真犹自笑盈盈
——悼吴晗师 （王煊城）
爱国志士*战士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侯大乾）
学生的思念（王子光）
馨香祝嘏哭晗师
——吴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殉难四十周年祭（胡邦定）
纪念吴晗同志（张乐群）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胡愈之（李文宜）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费孝通）
怀念吴晗（冯素陶）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
——忆吴晗、闻一多（洪德铭）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闻立雕）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
——闻一多与吴晗的战友深情（闻立树）
闻一多与吴晗（王一）
难忘的记忆
——怀念吴晗老师二三事（肖松）
学者和战士
——深切怀念吴晗老师（张友仁）
我对吴晗的印象和纪念（马识途）
从昆明返回清华园
伯父吴晗1946年在上海（吴昆）
一束旧信
——纪念吴晗同志（黄裳）
在艰苦岁月里坚持战斗的吴晗（关世雄）
永远怀念吴晗同志（沈一帆）
深切的悼念
——纪念吴晗同志含冤屈死15周年（陈鼎文）
纪念著名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吴晗同志（杜任之）
难忘的会见
——怀念吴晗同志（戴逸）
迟来的悼念
——忆吴晗同志（张文松）
忆吴晗（黄裳）
我所认识的吴晗同志（崔月犁）
新中国的市长和学者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张友渔（薛子正）
无尽的怀念和思考
——纪念吴晗副市长（闻立树）
父亲楚图南和吴晗叔叔的交往片段（楚泽涵）
难忘的岁月
——忆吴晗同志（王麦初）
怀念史学家吴晗同志（常任侠）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
——怀念吴晗同志（白寿彝）
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
——追念吴晗同志（郑天挺）
一位真正爱好社会主义事业的“好事之徒”（侯仁之）
深切怀念热心普及历史知识的吴晗先生（张习孔）
“外国历史小丛书”和历史学家吴晗（丘权）
吴晗同志与《中国历史常识》（陈复）
吴晗同志与中华书局（李侃）
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
——怀念吴晗同志（谭其骧）
忆念父执吴晗先生二三事（袁鼎）
吴晗对古都北京文物保护的重大贡献
——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罗哲文）
吴晗与北京文物保护（方竟成）
吴晗与北京市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赵其昌）
吴晗与明定陵的发掘（张显清）
吴晗与中国书店的创立及北京华声电台的收购（方竟成）
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强战士（薛成业）
记吴晗同志二三事（陈哲文）
北京市教育事业的热心人
——深切怀念我院名誉教授吴晗同志（北京师范学院）
吴晗与北京电视大学（接维城、陈平）
怀念我们的老校长吴晗先生（胡晓松）
记忆中的吴晗先生（谢承仁）
怀念吴晗先生对北京普教事业的关怀（刘宗华）
吴晗与北京天文馆（陈遵妫）
吴晗会长和我谈清史编纂（戴逸）
吴晗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苏双碧）
难忘的四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目 录（2）
——缅怀吴晗先生（张显清）
缅怀我受益终生的导师
——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张海瀛）
怀念未见过面的吴晗老师（袁庭栋）
我深切悼念吴晗（姚雪垠）
忆伯父吴晗（吴宣）
慈父般的舅舅（宋滇）
舅父吴晗对我的关爱（吴平）
回忆我的二姨父和二姨（容伊）
回忆吴晗同志的史学工作和史识（陈述）
学习吴晗同志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郭星华）
市长吴晗和学者吴晗
——为纪念吴晗百年诞辰而写（苏双碧）
学术建树
《吴晗传》序言（廖沫沙）
从铭刻在心的印象说起
——关于《吴晗传》（苏双碧）
开拓与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张显清、赵克生）
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方竟成）
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
——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张海瀛）
吴晗和谈迁（臧嵘）
吴晗和《碧血录》（王宏志）
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陈梧桐）
关于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为纪念吴晗而写（苏双碧）
《再说道德》四十年后的反思（邓壮）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序言（黎澍）
编辑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纪念文集》《论集》杂记（李华）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读后感（张显清）
从爱国的*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
——《吴晗文集》代序言 （戴逸）
编校吴晗解放前杂文琐记（张守常）
《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前言（苏双碧）
《时代之子吴晗？绪言？神话》（ ［美］马紫梅）
吴晗《明史简述》（图文本）导言（张显清）
《吴晗全集》的特色
——纪念吴晗百年诞辰（常君实）
沉冤和昭雪
书生本色，太史奇冤
——《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郭星华）
悼念吴晗同志（侯外庐）
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周一良）
忆吾师吴晗（张道一）
梁方仲与挚友吴晗最后的交往
——百年诞辰之际深切怀念吴晗（梁承邺）
我和“三家村”
——纪念吴晗同志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李筠）
伯父吴晗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吴昆）
廖沫沙同志忆吴晗（访问记）（子真）
幸存者的回忆（吴彰）
舅父吴晗的冤案和株连（宋滇）
我和大哥吴晗（吴浦星）
戏里戏外说吴晗楼上楼下论罢官（万伯翱）
哭晗师（史靖）
吴晗冤案的构陷与昭雪
——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怀念（秦泥）
吴晗同志，向您道歉！（张义东）
修建“晗亭”背后的故事（吴平）
*和吴晗的隔世情谊（吴昆）
纪念诗词联语
哭邓拓、吴晗同志（廖沫沙）
录旧作三首，纪念吴晗同志（廖沫沙）
挽吴晗同志（史国衡）
悼念吴晗同志（吕剑）
挽吴晗同志（刘达）
挽吴晗同志（王金秋）
悼念吴晗同志（杜任之）
吴师辰伯诔词（侯大乾）
挽吴晗同志（张乐群）
挽吴晗同志（陈竹隐）
悼吴晗同志
——调寄《满江红》（吴步初）
悼吴晗同志（常任侠）
祭吴晗同志 （马少波）
吴晗颂（外画一幅）
——为纪念吴晗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潘絜兹）
纪念吴晗同志书赠吴浦月同志（江树峰）
丹心昭日月正气礴乾坤
—纪念吴晗师诞辰100周年（祝彤）
悼辰伯同学（钱端升）
编后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言 苏双碧（1）
今年是吴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分会委托王宏志、闻立树主编的《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八十多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反映吴晗的一生。纪念文集的编者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觉得义不容辞。吴晗一生史迹十分丰富，这里我着重就吴晗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的演变作一些探索，作为对吴晗的缅怀和纪念。
吴晗从小喜读文史书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写的《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曾得到当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赏识，时年仅20岁。后来他决心研究明史，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那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线装书时，找到一本《婺书》，其中有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传中说胡氏的卒年在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存年52岁。这个存年，如能得到证实，就能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序》中关于胡应麟存年六十以上的说法。出于这个动机，吴晗写了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考证了胡氏存年确是52岁。胡适认为这是一篇“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文章。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胡适为帮助他解决学习费用向清华校长提出希望能关照吴晗时，附上了《胡应麟年谱》。为此，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系主任蒋廷黻就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要吴晗“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1931年9月12日《胡适复吴晗》）吴晗也表示要照胡适的指点“逐步做去”。（1931年9月26日《吴晗致胡适》）吴晗十分勤奋，不尚空谈，在有关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摘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达三百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代建州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吴晗的师承问题，他自己曾经说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治学之道“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国青年》1950年第32期）但是仅从吴晗学生时代的近50篇著作看，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却是说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是胡适传授的治学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适的文风。说明吴晗的治学之道，并非只受胡适一家的影响。事实上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陈寅恪搞考据，并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而蒋廷黻、雷海宗则主要是搞综合概括的。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的含义其实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兼重”。他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概况》，《清华暑期周刊》1933年迎新专号）吴晗在清华读书，蒋廷黻是直接授课的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的。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经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过多引用原文。他的学风，也很受吴晗欣赏。 。。
序言 苏双碧（2）
由上可知，30年代，吴晗在接受胡适治学道路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等人治学方法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博览群书，喜欢读报，也受到刚刚在史学界流传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些影响使吴晗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观；并在40年代以后，以历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的历史杂文在昆明*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3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不外乎有三种：一是旧史学还根深蒂固，这股势力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是和封建史学一脉相承的。二是所谓“新史学”，即提倡仿效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这只有少数进步史学家在进行探索，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果。吴晗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即所谓“新史学”。但在某些方面开始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能说明吴晗当时历史观的是1935年4月30日，吴晗为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写的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吴晗宣布：“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就是吴晗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学》专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农民、农民战争和匠户的，研究帝王将相的文章为数很少。这多少包含一些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
但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尽管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潮流，但它却不等于已经是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了。吴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幼年时家境困难，我自然对农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有马列学说，还有1932年写的《明代之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1947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地关切和向往。”（《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段话说明吴晗对农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文章指出，“科敛之害，甚于虎狼。”农民除向国家交纳田赋和服力役之外，“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吴晗同情农民，但农民的出路何在？他并不知道。就在《明代之农民》这篇文章里，他在详尽地阐述了农民的痛苦之后，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