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自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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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后来对我第一次穿“布尔加”（穆斯林成年女子穿的一种罩着头的黑色长袍）的反应也着实让人高兴。那是在从卡拉奇去拉卡纳的火车上，母亲从包中拿出轻薄的黑色长袍，把它披在我身上。“你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她略带遗憾地说。对地主家的女儿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身份转换仪式。我从此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失望的世界啊：灿烂多彩的天空和花草都离我而去了，一切都没有了生气，天地灰暗下来，周围的事物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下了火车，从头蒙到脚的“布尔加”让我走路都很困难，而且一丝风也透不进来，脸上的汗珠开始不住地往下滴。
　　“萍姬今天第一次穿布尔加。”当我们到了奥…穆尔塔扎，母亲对父亲说。停了许久，父亲终于说话了：“她不需要穿这个。先知都说过，最好的面纱是眼睛后边的面纱。让她用品性和思想昭示世人，而不是用衣装。”于是，我成了布托家族中第一个从终生的昏暗中解放出来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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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囚禁在家（8）
父亲总是鼓励我更多地去感触大千世界，但我有时候却心不在焉。1963年秋，我陪父亲乘坐外长专列出差。夜里我正在熟睡，他突然摇醒我说：“萍姬，快醒醒，出大事了，年轻的美国总统被刺杀了。”我当时只有10岁，只懵懂地听说过美国总统，父亲却把我拉起来坐到他身边，看他收阅有关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最新报道。父亲曾在白宫多次与他会见，对他自由开明的政治观点非常钦佩。
　　父亲也时不时地带着我和弟妹们一起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一天，他告诉我们要见“几位来自中国的重要人物”，我兴奋极了。父亲经常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是他带领军队爬雪山过草地推翻旧制度。我确信这些重要人物中会有毛泽东，他送给父亲的帽子——一件有关中国革命的个人礼物——还挂在父亲的衣帽间里。那天我还特意穿上平时不怎么穿的套装，都是父亲每年从纽约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公司店员保留有我们的尺码。但是结果令我有些失望，“重要人物”中没有毛泽东。好在我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还有陈毅和刘少奇，后来他在文革期间在狱中逝世。
　　还有一位要人我们也没能碰上。那天我们知道肯定要有贵客登门，因为房子外面挂满了彩灯。当一辆高级轿车驶进院门，我们从楼上的窗户看到阿尤布？汗总统和一位美国客人进了克里夫顿70号。我一下子就认出这个美国人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明星演员。“你们和鲍勃？霍普聊得怎么样？”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问母亲。“谁？”母亲问。“鲍勃？霍普。”我重复说。“你这个小傻瓜，”她说，“那是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我得知，汉弗莱这次来是想在越南战争上取得巴基斯坦的支持，哪怕是向美军提供些羽毛球拍这样的支持也行。但就连这个也被父亲拒绝了，他从道义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卷入越南内战。
　　当我10岁、萨娜姆7岁时，我俩被送进北部莫丽山的—所寄宿学校。山上松林掩盖，郁郁葱葱，曾是英国殖民者的避暑山庄。由于照料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突然返回英国，住宿学校成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父亲也赞成这样做，认为在那里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坚强起来。生平我第一次必须要自己铺床，自己擦鞋油，还要自己从走廊里的水龙头一次次地打水回寝室洗漱。父亲对修女们说：“对我的孩子就像对其他孩子一样。”她们确实这样做了。如果我们姐妹俩违犯了严格的校规，她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教训我们。
　　在莫丽山时，父亲继续写信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诲。他从雅加达“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回国后不久便给我们写了封长信，详细阐述了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无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存在。一位修女让我和萨娜姆坐在学校花园的长凳上，给我们从头到尾念了这封信，尽管当时我们对信的内容并不明白。
　　在莫丽山的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我和萨娜姆亲身学到了什么是政治。1965年9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争端爆发战争。父亲飞往联合国为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抗议印度的悍然侵略。耶稣和玛利亚修道院的修女们让学生们作好准备，以防印度可能的入侵，因为通往克什米尔的公路正好经过莫丽山。当时很多人认为，印度军队显然会从这里长驱直入。
　　往日我们晚饭后常用羊骨头玩抓子游戏或者一起读伊妮德？布莱顿的小说，如今全成了防空演习和灯火管制。修女们安排年纪稍大的女孩负责带领小妹妹们演练躲进掩体。晚上，我让萨娜姆把她的拖鞋绑在脚上，以免临时再找浪费时间。我的同学中有很多是政府显要和高级军官的女儿，大家兴奋地互相起假名，并练习应答，防止一旦落入敌手暴露身份。正值天真年少，我们甚至对可能被绑架到山里遐想联翩。但在17天的战争期间，侵略的威胁真真切切，令人惶恐不安。
　　美国让巴基斯坦的处境更加困难。约翰逊政府发现他们提供给巴基斯坦用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武器却被用来对付印度，一阵惊慌，于是对整个南亚次大陆实行武器禁运。但是印度仍然可以从苏联获得武器，巴基斯坦却不能。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们仍顽强地战斗，一直坚持到9月23日联合国呼吁停火。巴基斯坦举国上下都是胜利的欢腾，我们不仅挡住了印度的进攻，而且占领的印度领土比印度占领我们的还要多。
　　

2　囚禁在家（9）
然而兴奋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阿尤布？汗总统在苏联南部城市塔什干举行的印巴和平谈判上，把我们在战场上赢得的战果输个精光。根据塔什干协议，两国同意把各自的军队撤回到战前阵地。父亲对此愤慨不已，提交了外长辞呈。在协议签订后第二天，印度外长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心脏病突发猝死，父亲讽刺说，他一定是太高兴了。
　　协议方案公布于众后，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抗议活动仍持续不断。布托家的生活也从此改变。
　　1966年6月，阿尤布最终接受了我父亲的辞呈。他们俩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父亲开始成为人们心中的政治领袖，在群众中的威望急速提高。当我们最后一次乘外长专列回老家拉卡纳时，人群变得疯狂，一直跟在火车旁边跑，抓着车厢外的栏杆，想跟我们一起走。很多人爬上车顶，还有人在铁道旁的房屋顶上奔跑，“亚洲骄子万岁”、“布托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火车到了拉合尔停了下来，在那里我着实受了一次惊吓。父亲下车和旁遮普省省督举行午餐会议，忽然有人惊呼，“布托先生的衬衣上有血！”我的手脚一下子凉了，但看到父亲仍在人群中微笑，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我才放下心来。他的衬衫被撕破了，有点儿擦伤，领带也不见了。后来我听说，那条领带被人拿去拍卖了几千卢比。他一回到车上，外面的人群就开始摇晃车厢，劲头越来越猛烈，我感觉火车就要出轨了。
　　我们还是安全地回到了家，开始更多地谈论政治。“冷战”、“武器禁运”等词汇开始在我们这些小孩子脑中形成模糊的印象。我们对国际圆桌会议和首脑会晤的结果了如指掌，就像其他孩子熟悉世界杯板球赛的得分一样。自从1966年父亲和阿尤布？汗分道扬镳后，“公民自由”、“民主”等就成为更加常见的词汇。这些词汇对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来说还很虚无缥缈，因为在阿尤布的统治下，人们的政治参与受到严格受限。直到1967年父亲创建了自己的政党——巴基斯坦人民党，情况才开始变化。
　　“有吃！有穿！有住！”简洁的承诺，成为人民党号召民众的口号。这些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广大贫苦的巴基斯坦人民却一直都没有享受到。穆斯林应该拜倒在真主面前，而我们国家的穷人却仍然要拜倒在富人面前。“站起来！不要对别人卑躬屈膝！你们也是人，有自己的权利。”父亲走访了其他政治家从未踏足过的偏远地区，对那里的人民说，“要争取民主，有了民主，穷人的选票和富人的选票份量相当！”
　　“布托是谁？布托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说人人都去听他的演讲？他的演讲###都是那些马车夫、人力车夫、搬运车夫才去参加。”阿尤布？汗的省督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如是说。作为理想主义者，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自己过着富裕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看到其他很多人没有鞋穿，没有衣服遮体，很多小女孩头发蓬乱，很多婴幼儿骨瘦如柴。难道穷人就不是人吗？根据《古兰经》，“真主眼里人人平等”。父母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人拜倒在我们的脚下，也不强令他们回避。
　　“难道我们巴基斯坦人就该受穷吗？　真主可从来没有这么规定。”父亲反复地向广大穷人宣传这个道理。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上，怯生生地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我们的国家是富饶的，我们有很多资源，但为什么会有贫穷、饥饿和疾病呢？”这是一个人民很想知道的问题。阿尤布承诺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宣告失败，而他的家族和一小撮人却富了起来。在阿尤布统治的11年中，人人都知道的巴基斯坦22大家族实际控制了国家的银行、保险业和主要的工业。这种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赶来聆听父亲要求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号召。
　　卡拉奇的克里夫顿70号一层开始成为人民党的一个办公场所。年仅14岁的我和11岁的妹妹交了4个安那（巴基斯坦旧货币单位，16安那等于1卢比）报名费，加入了人民党。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大管家巴布做党员登记工作了，因为每天来门口排队报名入党的人越来越多。那段日子，除了日常话题，如板球和女篮比赛谁胜谁负，我们也开始注意父亲讲阿尤布当局贿赂他的一些事情。“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让阿尤布干完这一任，以后的机会就是你的。别跟我们对着干，和我们合作吧，我们会给你安排好的。”阿尤布和他的同党试图说服父亲。无独有偶，多年以后的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对我也如此游说。阿尤布看到贿赂拉拢没能使父亲保持沉默，于是对父亲展开人身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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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囚禁在家（10）
那时候我对暴力还没有任何概念。我的世界里只有父亲埋头政治的操劳，只有学校生活、课后游戏，以及海滨的欢笑。然而，随着针对父亲的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我对世界才有了新的可怕的感触。父亲在拉辛雅尔汗、桑格尔等地宣传人民党的主张时，阿尤布的帮凶几次朝他开枪。真主保佑，子弹都射偏了。在桑卡尔，父亲的追随者救了他一命，他们奋力用身体挡住了枪弹，自己却受了伤。
　　家里也充满了紧张气氛，但我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恐惧。整天害怕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因而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生活。死亡威胁、腐败、暴力，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允许自己害怕，实际上我在努力使自己不在乎任何事情。人民党成立11个月后，阿尤布把父亲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投进监狱，我当时也没有丝毫惊慌失措。这就是独裁者的方式：哪里有反抗就镇压哪里，谁反对就逮捕谁。有什么国法可言？他们自己就是法！
　　1968年的骚乱不仅限于巴基斯坦，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在巴黎、东京、墨西哥城、伯克利以及拉瓦尔品第等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父亲被捕后先被关在米安瓦里监狱，全国条件最差的监狱之一，后来又被押解到老鼠横穿的沙西瓦尔大牢，这些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阿尤布的运动。为了平息骚乱，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
　　当时我正处于学业的关键时期，忙着准备中学毕业综合考试和大学升学考试。我埋头复习备考，期盼去美国拉德克利夫留学。我曾恳求父亲让我申请他的母校伯克利，但父亲不同意，他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宜人，马萨诸塞州的冰雪将强迫你好好学习。”
　　考试我是不得不参加的，因为试卷从英国送来，每年就一次，在12月份举行。“你就呆在卡拉奇复习功课。”母亲叮嘱我说，然后带着弟妹们去了拉合尔，她要继续向高等法院申诉，要求人身保护权，抗议对我父亲的拘禁。我一个人留在克里夫顿70号，平时也不能走远，尽量避开骚乱不断的商业区。
　　为了暂时减缓对监牢里的父亲的忧心，我埋头学习，每天跟着家教老师一遍遍地复习功课。晚上，我有时和菲菲、塔米尼、法蒂玛、沙米亚等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信德俱乐部放松放松。这个俱乐部曾经是“当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一块英国租界地，如今是富裕的巴基斯坦人的运动俱乐部。我们打壁球、游泳，但是我们都知道，情况并非像看起来那样无忧无虑。自从父亲公开挑战阿尤布以后，我朋友的亲友们和一些“好心人”便开始告诫说，同布托家的人做朋友会把自己置于险境，会遭致阿尤布当局的报复。警察总督就曾亲自警告沙米亚的父亲说，他女儿跟我交朋友将给他们家带来麻烦。但沙米亚和其他一些朋友仍然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而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同学开始和我保持距离。
　　“我为你在综合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祈祷，”11月28日父亲从沙西瓦尔监狱写信给我说，“我很自豪有你样一个聪明的女儿，15岁就要考大学了，比我当时还小三岁。照这个趋势下去，你能当总统呢。”
　　尽管身陷囹圄，但父亲还是让我确信，他最最关心的一直是我的学业。“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他在信里继续说道，“你需要读的书家里都有，读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