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自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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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数百名悲痛的悼念群众聚集在花园里。园子里的椰子树、芒果树，还有开着红、黄花朵的树木反衬出卡拉奇的光秃荒凉。还有更多的人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准备向领袖的家人表示慰问。母亲还在守丧，不能接待外人，让我替她招呼来吊唁的人们。
　　家中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让我们的噩梦更加恍惚。家人说，父亲遇害的头两天晚上，军队再次突击搜查了克里夫顿70号，连房顶和花园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箱，把父亲柜橱里的衣服翻了个遍。“你们有搜查令吗？”一个家人问道，他还停留在军管前的法制观念下。“我们是搜查队的，还要什么搜查令。”一个军官答道。他们折腾了10个多小时，弄得家里一片狼藉。他们还从我的卧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两个黑色手提箱，里面装有银行支票，作废的支票还有我整理的用于驳斥当局诬陷父亲的证据。
　　“你们这里有秘密的柜子和文件，把它们交出来！”军官们向家人喝令。家人们回答说没有，就遭到野蛮殴打。在搜查时，家里的仆人都被锁在接待室里。清晨，来送牛奶的人被关了进去，接着送报纸的也被关了进去。后来军人们气急败坏，“在这张纸上签字！”一名军官对一个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绝。“你看到你们主人的下场了！”军官威胁道，“你要是不签，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家人吓坏了，只好签了字。
　　就在搜查毫无结果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驶进院门，士兵们从车上卸下一块红地毯，又卸下很多文件，摆在地毯上，然后叫来媒体拍摄这些针对父亲的新“证据”。很多人认为，当局正在企图给父亲捏造一个新的罪状，因为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搜查队直到傍晚才离开，他们带走了所谓的“证据”，还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父亲收藏的古代地图。
　　一回到克里夫顿70号，我就准备去老家拉卡纳给父亲上坟。当局得知我的计划后，就取消了既定航班，于是我改乘火车。每一站都挤满了前来看我的群众。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群众大声呼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齐亚！”我对群众们说。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倍受鼓舞。虽然当局声称“布托的力量连同人民党的力量已被埋入坟墓”，然而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证。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着会见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支持者，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几小时，我还到院子里接待来吊唁的群众。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
　　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
　　　。。

2　囚禁在家（2）
齐亚在下令杀害我父亲之前，为了安抚民众，再次许诺要举行选举，把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为文人政府。但他会坐视人民党赢得选举吗？他曾经公然宣称，“既然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就不会再送还给他们，”只有当选举有“积极结果”时，他才能接受。
　　齐亚之前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困境。1977年他推翻父亲后宣布要举行大选，当他看到人民党即将在大选中获胜，又取消了大选，并且逮捕了政党的所有领导人。这次齐亚又会玩什么伎俩呢？
　　9月份，地方选举首先进行，人民党大获全胜。全国大选将紧接着进行。齐亚为了让他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择手段要赢得全国大选。我们很清楚齐亚将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竭力阻止人民党获胜，因此党的干部齐聚克里夫顿　70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参加大选，还是抵制大选。想到父亲的教诲，我重申说，“决不能放弃选举的战场。”不论形势多么不利，也不管规则将被如何扭曲，我们要始终形成一个有力的反对派。不出所料，选举规则被完全扭曲。当人民党公布了参加大选的决定，齐亚随即改变了规则。
　　“你们要先进行政党注册，否则不能参加选举。”当局告诉我们。
　　但我们拒绝注册，注册就等于承认了齐亚的军政权。
　　“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我们毫不示弱。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大选时没有政党的标志，在一个官方公布的识字率为27％，而实际仅有8％的社会里，这将冒多大的风险。
　　当局得寸进尺，又弄出新的规则：“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51％以上的投票。”
　　“没问题，”我们说，“我们照办就是。”。
　　但是，1979年10月15日，在大选日期前的一个月，应党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要求，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是否要抵制大选。党内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抵制！抵制！”党的一些领导人向我母亲呼吁。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私下里叫我“傻小丫头”，但我还是要出来讲话。“齐亚不断修改规则，表明他已经丧失信心。”我争辩说，“而此时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我们已经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也一定能在全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直争论到深夜，人民党党内才以微弱多数维持参加选举的决定。
　　第二天，齐亚得知了我们的决定后，神经差点绷断。这位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立即又将1977年的故伎重演，宣布取消大选，并且再一次派兵包围了克里夫顿70号。“房子被包围了。”那天深夜家人告诉我。我赶快把自己辛苦收集整理的所有政治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函、狱中人员名单等——统统倒进浴缸烧掉。我不能让当局的迫害轻易得逞。几分钟后，士兵们闯进房间，用枪口指着我和母亲，把我们押送到我们在老家拉卡纳乡下的住宅奥…穆尔塔扎。我们将被监禁在这里整整六个月。
　　我在奥…穆尔塔扎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自从两年前的军事政变以来，这已经是母亲第9次、我第7次被政治监禁，然而我还是无法适应这种强制性的隔绝。每被监禁一次，我的愤怒就增加一层。我26岁，是年轻鲁莽了点。但我相信不管我年龄多大，愤怒的感觉都会一样，被囚禁在奥…穆尔塔扎尤其如此。
　　奥…穆尔塔扎曾是我们家庭的核心。我们经常从世界各地回到这里过寒假，在斋月结束时来这里过伊德（开斋）节，每年都在这里祝贺父亲的生日，世世代代在这里举办家庭成员以及亲友们的婚丧大事。而如今，奥…穆尔塔扎却成了我和母亲的准监狱。
　　当局对西方媒体说，我们是被“软禁在家”，这根本就是掩人耳目。在巴基斯坦，“软禁”的待遇是很宽松的，被软禁的人可以同亲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打当地或长途电话、阅读书籍，有时甚至可以短暂地开车外出或在外与人会面。然而，根据他们的规定，奥…穆尔塔扎俨然就成了监狱，“监狱规则”在此全部适用。我们的电话被切断，我和母亲不能出院子，不能会见客人，只允许妹妹萨娜姆偶尔来看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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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囚禁在家（3）
院墙内外都有卫兵把守，他们来自西北边境省帕坦族人边防军，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在父亲时代，有特种部队在奥…穆尔塔扎值勤警戒，为的是不让外人随便进入，而现在边防军驻守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看住他的###和女儿。齐亚想要使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忘掉有个叫布托的家族。
　　在巴基斯坦，报纸几乎不再提我们的名字。1979年10月16日，齐亚第二次宣布取消大选并逮捕了我们母女俩，从那开始，他就不断增补军管条令，对媒体实行全面审查。根据第49号军管法令，任何出版物的编辑如果被认定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将被判处10记鞭刑和25年监禁。
　　我们党的报纸《平等报》，在拉合尔一市的发行量就超过10万份，也被当局关闭了，印刷机器被查封。其他报纸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如果不与政府合作，就会被关闭查封，或者停供政府控制的新闻纸，禁止刊登广告等等。接下来的六年里，报纸极少刊登我父母和我的照片，也很少正面提到我们。如果军事审查官发现有对我们略显同情的文章，便把它们从送审的底稿上删去。有时候报上会出现整栏的空白，编辑用这个办法让读者们知道值得登载的新闻已经被审查官删除。
　　面对人民党的强大力量，齐亚进一步收紧了政治上的限制。自1977年实行军法管制以来，参加政治运动的人都遭到监禁和鞭打。1979年10月6日，军管当局又颁布法令，说政党本身就是非法的，显然是准备彻底消灭人民对我父亲政策的支持。齐亚的第48号军法管制令说得更露骨：“在巴基斯坦所有政党及其团组、支部和派别……都不得存在。”任何政党的任何党员，或任何在私下交谈中称自己是某党党员的人，将被判处14年监禁，没收全部财产，鞭打25下。从那时起，媒体只要提到人民党，总在前边加上“不再存在的”字样。因此，我和母亲就成了“不再存在的”民主社会中“不再存在的”政党的“不再存在的”领导人。
　　奥…穆尔塔扎家里挂着祖父1931年在伦敦参加印度问题圆桌会议的照片，还有父亲每年过生日的照片。我们家族的历史大多都渊源于此。父亲和他的三个姊妹出生在这里，拉卡纳邻村的接生婆来到祖父修建的女眷闺房接生了他们。虽然那座古老的房子已经被位于卡拉奇的另一幢更现代的房屋所代替，但我们一直觉得奥…穆尔塔扎是布托家族的根。
　　前门两侧墙上贴着蓝、白瓷砖，拼画出莫亨焦达罗的男女人像。莫亨焦达罗离拉卡纳很近，是公元前2500年高度发达的印度河文明遗址。小时候，我曾以为这个古老的城市叫“莫吉焦德罗”，是因它在信德语中的意思是“我的地方”。我和弟弟妹妹都以此为豪：居住在莫亨焦达罗的文明遗址旁，居住在孕育生命的印度河岸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感到自己与历史紧密相连。我们的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12年穆斯林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我们的一位先祖曾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家族发源的情况，但这些日记在曾祖父时的一场洪水中被冲走了。我们小时候曾听说，我们的祖先是拉其普特人，印度教武士阶层。穆斯林入侵印度时的时候他们皈依了###教。也有人说，我们的祖先是阿拉伯征服者，那时候阿拉伯人经过我们的家乡信德进入印度次大陆，因此信德也被称为“通向###的大门”。
　　在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自信德最大的部族之一——布托部落。他们里面从农民到地主，各种阶层的人都有。我们家这一支直接源自著名的布托部落首领萨达尔？达都？汗。信德北部的几个村庄，如蒙塔兹叔叔居住的米尔布尔？布托还有我家祖坟所在地加西？胡达？巴克什？布托等，都是以先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曾拥有信德的大片土地，主导当地的政治好几百年。我家在加西？胡达？巴克什？布托附近的瑙达罗的还拥有房舍，我父亲和弟弟们常去那儿过伊德节，用传统节日食品——甘蔗和花瓣水做的米饭来招待宾客。但从我祖父时起，我们家族的真正中心开始转移到拉卡纳的奥…穆尔塔扎。
　　

2　囚禁在家（4）
在1958年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前，布托家族是信德省雇用农业工人最多的雇主之一。与信德省其他大地主一样，我们家的土地是以平方英里而不是以英亩来计算的。小时候，我们喜欢听关于查尔斯？内皮尔的冒险故事，他是1843年征服信德的英国人。“这些是谁家的土地？”查尔斯坐车在信德巡视不时地问他的司机，而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布托家的。”“当我们开出布托家的土地时叫醒我。”他命令说。过了很久，他自己醒了，感觉奇怪，问道：“这片土地是谁家的？”司机还是回答说：“布托家的”。由此产生了内皮尔的一句“名言”：他在征服信德后向英国军事总部发了一份急件，诙谐地说：“我造了罪孽。”（英文读音与“我拥有了信德”相同）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以为他说的是实话，而不是双关的俏皮话。
　　父亲还常喜欢讲述关于家族的其他故事。“你们的曾祖父米尔？古拉姆？穆尔塔扎？布托当年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那时候他21岁。”父亲开始讲我们最爱听的一个故事，“在信德的所有女人都喜欢他，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在那个时候，与外国人结婚是被禁止的，但他无法阻止她的感情。有个名叫梅休的英国陆军上校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召见你曾祖父。”
　　“这个英国军官根本不管他是在拉卡纳，是在布托家族的地盘上，也不管布托家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更不管我们的家族传统，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我们棕色的皮肤。”
　　“‘你胆敢勾引英国女人！’上校警告站在面前的古拉姆？穆尔塔扎，‘我要教训教训你。’说着便拿起了皮鞭。正当上校举鞭要打你们曾祖父时，他夺过皮鞭，反而把上校抽了一顿。上校大呼救命，钻到了桌子下面，直到你曾祖父昂首大步地走出办公室。‘你快逃跑吧。’曾祖父的家人和朋友们催促他，‘英国人会来杀你的。’于是你们的曾祖父带着一些随从离开了拉卡纳，那位英国女人也坚持跟他一起走。”
　　“英国人很快就追了上来。‘我们分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