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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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职指�###堡发去电报，要军队坚持72小时，而不是36小时。我们在东巴的军队司令尼亚兹将军说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
12月12日，父亲呼吁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双方停火，印度从巴基斯坦领土上撤军，联合国派驻部队，巴基斯坦政府保证不在东巴进行报复行动。但没人理睬他的呼吁，相反，他们为安理会应该在第二天上午9点半还是在更闲适的11点召开下一次会议辩论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巴基斯坦正处在灭亡的边缘啊！
“我们必须让叶海亚开辟西线战场。”父亲在饭店房间里急切地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从西线发起进攻将牵制印军集中兵力攻打东线，减轻那里的压力。如果不这样，我们将面临失去整个巴基斯坦的危险。”我替父亲给国内的叶海亚？汗拨电话，但是叶海亚的军事副官对我说，总统正在睡觉，不能打扰。父亲一把抓过话筒，“现在是战争！把总统叫醒！”他叫道，“他必须在西线开战，我们必须立即减轻东线的压力！”
这时，根据一位西方记者的报道，尼亚兹将军已经在东巴向印军投降。我父亲对叶海亚完全丧失了耐心，“把那些谣言弄清楚！”父亲对着话筒向叶海亚的军事秘书吼道，因为叶海亚还没有来接电话。“如果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让我怎么去争取一项有利的解决方案？”
皮埃尔饭店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天下午，我接到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打来的电话，又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华打来的电话。基辛格非常担心中国会为帮助巴基斯坦而采取军事干预，而父亲则担心中国不那么做。父亲打算让叶海亚飞往北京求援，这是最后一搏了。后来我得知，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央情报局的“安全楼”里和中国人商谈。
苏联代表团的人频繁进出于父亲的房间，中国人也是进进出出，乔治？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也是如此。“我的儿子也在哈佛，你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个电话。”布什大使边说边给了我一张名片。此后，我就坐在卧室的电话机旁，记下真信息，传送假情报。
“你要不时地进来打断我的会见。”父亲对我说，“如果苏联人在这儿，你就说中国人打电话来找我。如果美国人在这儿，你就说苏联人或印度人等在线上。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谁会谈。外交上最基本的一课就是制造迷惑——绝对不要把你所有的牌都亮在桌面上。”我听从了他的指示，但没有遵从他的教导。我总是把我所有的牌全都亮在桌面上。
然而，纽约的“外交牌局”突然间结束了。叶海亚没有开辟西线战场，军事当局已经从内心承认了东巴的沦陷，信心丧失殆尽。中国声称要给予军事援助，但没有进行武力干涉。有关我们准备投降的谣言产生了后患，即便是谣言被纠正以后，其负面影响已经无法弥补。印度人已经知道我们在东巴的军事将领无心恋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看出这种情况，达卡眼看就要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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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7）
12月15日在安理会，我还是坐在父亲后面的那个座位上。那天，父亲对安理会成员国无所作为的策略实在忍无可忍了。“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中立，你们必须明确立场。”他大声责备说，用手特别指向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他们因为自己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投了弃权票。“你们要么站在正义的一边，要么站在非正义的一边；要么站在侵略者的一边，要么站在被侵略的一边，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中间立场。”
父亲的慷慨陈词在会场里掷地有声，这时我也知道了用“默然”应对“抗议”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超级大国对巴基斯坦的呼吁无动于衷，小国家最聪明的方针就是默不做声。但是屈从于超级大国就等于参与了这场游戏。“强加一项决定，签订一个比《凡尔赛和约》更糟的协议，把侵略合法化，把占领合法化，把所有直至1971年12月15日还是不合法的东西全都合法化，我坚决不会同意！”父亲已经怒不可遏，“……你们开你们的安理会吧，恕不奉陪了。” 他说着一下子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出会场。与会者都大惊失色，会场一片哑然。我急忙收拾好文件，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紧跟着父亲离开了会场。
《华盛顿邮报》称我父亲在安理会的表现是“现场做戏”。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左右国家前途的现实困境，关系到巴基斯坦以后还能否继续存在。“即便我们在达卡从军事上投降了，我们也决不能从政治上投降。”父亲后来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对我说。“我退出会场，就是要清楚地表明，即使我们的躯体被摧毁，我们的意志和民族尊严绝不会被摧毁。”
我们走着，走着，父亲非常沮丧，忧心忡忡，因为眼看巴基斯坦就要承受灾难性的后果。“最好能商定一项政治解决的方案，也许可以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进行一次全民公决，东巴人民可以投票选择是继续作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现在巴基斯坦不得不蒙受向印度投降的耻辱，我们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第二天早晨，父亲动身返回巴基斯坦，我也返回坎布里奇。不久，达卡沦陷了。
失去孟加拉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多方面的沉痛打击。我们一直以来都坚信不移，共同的###教信仰会超越东、西巴间1000多英里的印度领土的阻隔，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但是现在看来，共同的信仰并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的信心开始动摇，西巴四个省份的关系也开始极其紧张，几乎就要分崩离析。由于事实上向印度的投降，我们的士气空前低落。
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尼亚兹将军，他在达卡的跑马场上走向曾经的英国桑赫斯特军校同学、现在的对手，印度将军奥洛拉。尼亚兹和达卡的征服者交换了战剑并拥抱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拥抱了他！即便是纳粹投降时也没有像他那样不知廉耻。身为一个败军之将，尼亚兹如果自尽了，那也比现在这样光荣。
父亲飞抵###堡时，整个城市在燃烧。愤怒的人们放火焚烧了几家卖酒的商店，据说他们给叶海亚？汗及其军事当局的官员供应过酒。当局一连数个星期都声称打了胜仗，而现在电视播出巴基斯坦向印度投降的消息后，卡拉奇庞大的人群涌向电视台，要把它烧毁。印度媒体发表挑衅性的社论，威胁要进一步摧毁巴基斯坦，声称我们国家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根本就不应该建立”。
1971年12月20日，达卡沦陷四天之后，民众的怒火迫使叶海亚？汗下台。父亲作为议会内最大党派的领导人成为新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宪法，他就地宣誓就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领导军管政府的文职官员。
在哈佛，我不再是人们以前知道的“巴基斯坦的萍姬”，而是“萍姬？布托，巴基斯坦总统之女”。然而，投降的耻辱和战争的代价冲淡了我对父亲的自豪。在持续两周的战争中，我们空军四分之一的飞机被击落，海军的一半战舰被击沉，国库空竭。我们不仅丧失了东巴，还被印度占领了西巴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93000名士兵成了战俘。很多人预言，巴基斯坦支撑不了多久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缔造的统一的巴基斯坦，因孟加拉国的出现而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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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8）
1972年6月28日，作为巴基斯坦总统的父亲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西姆拉举行首脑会晤。整个次大陆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谈的结果。父亲这次还是要我跟他一块去，“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会谈都将是巴基斯坦的历史转折点。”我那时在哈佛读三年级，暑假回家刚呆了一星期，父亲就对我说，“我希望你亲身经历这次会谈。”
如果说六个月前在联合国的气氛是紧张的，那么这次在西姆拉的气氛就紧张到了极点。父亲是两手空空地走上谈判桌的。而印度却拥有所有的筹码——我们的战俘、战争审判的要挟还有我们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在飞往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的总统专机上，父亲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高层官员们心情沉重。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能在西姆拉得到缓和吗？我们能跟印度实现和平吗？还是说我们的祖国来日不多了？
“人人都将搜寻蛛丝马迹来猜测会谈的进展，因此你必须格外小心。”父亲在飞机上叮嘱我。“你绝对不能微笑，不能让人感觉当我们的士兵还在印度的战俘营时，你却很高兴。你也千万不能愁容满面，那样人们会把它理解为悲观沮丧。不能让人有任何理由说，‘一看她的脸就知道，会谈肯定要失败，巴基斯坦人已经吓破了胆，他们不可能成功，必然要让步了。’”
“那我应该用什么表情？”我问父亲。
“我已经说了，既不能悲观，也不能高兴。”父亲说。
“这太难了。”
“一点都不难。”
这次他错了，要让面部保持中立表情太难了。我们在昌迪加尔转乘直升机去西姆拉，这儿曾是英国统治者在喜马拉雅山麓下修建的避暑行宫。我们降落在一个足球场上，面对摄像机镜头接受甘地夫人的亲自迎接，这时要使脸部不带表情就更难了。她非常矮小，比我看过的照片上的她还要瘦小得多。尽管由于天气原因，她在莎丽外边还套着雨衣，但看上去仍然那么端庄优雅。“阿斯拉姆？阿列古姆！”（乌尔都语“你好！”）我对她说，这是我们穆斯林的问候语。“娜玛斯代！”（印地语“你好！”）她微笑着回答。我对她回以半个微笑，希望不要被人做任何解读。
在接下来的五天中，父亲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情绪就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伏跌宕。“谈判目前很顺利。”首轮会谈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一位代表对我说。“看起来情况不妙。”当天晚上另一位代表又对我说。第三天变化更大，情势此起彼伏。甘地夫人占据有利的强势地位，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印度对克什米尔争议领土的主张。巴基斯坦代表团则想分步骤地解决问题，把领土、战俘、克什米尔争端等问题分开谈。在压力下出卖国家利益，决不会被巴基斯坦人民接受，只会增加引起新一轮战争的风险。
谈判陷入僵局，谈判桌外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我离开下榻的喜玛恰尔？巴旺（原旁遮普英国省督官邸），人们便在街边站成一排，好奇地盯着我，我走到哪儿，欢呼的人群便跟到哪儿。他们跟着我走过了古老的农舍和多年前英国人开辟的乡间花园，跟着我去印方安排参观的玩具娃娃博物馆、手工艺中心、水果罐头厂，观看女修道院里的舞蹈节目，在那里我还遇到了几位来自莫丽山修道院的我原来的老师。当我走过以前大英帝国官员携妻散步的商业区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连交通都被阻塞了。这些使我非常不安，我到底怎么了，竟然引起这么多注意？
欢迎我来印度的信件和电报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建议让我父亲任命我为驻印大使。记者和特稿作家们争着来采访我，我还被邀请到全印电台作访谈。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服饰也成了全印推崇的时尚。这使我感到窘迫，因为我身上穿的这身全是从萨米娅的姐姐那儿借来的，而我自己衣柜里几乎都是休闲的卡米兹服、牛仔裤和T—恤衫，而且我历来认为衣着无关紧要，我自诩为哈佛的一个知识分子，头脑里考虑的是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严肃问题。可是记者们却对我的衣着问这问那。我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追逐时尚是资产阶级的消遣方式。”但第二天，报上消息却说我引领了一条新的时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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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9）
父亲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引入注目。“你转移了我们会谈的严肃性。”一天早上父亲说道，他看到了报纸头版上我向人群挥手的照片。“你要小心点，”他嘲弄我说，“你的姿势看起来很像墨索里尼。”
父亲说我转移了谈判的气氛也许是对的。谈判是在完全保密的氛围下进行的，大批云集在西姆拉的各国记者无事可做，只好把焦点对准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受到的热情欢迎还有其他含义。
我象征新的一代，我从未当过印度人，我出生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分治时经历血与火的创伤，隔阂和偏见很深，而这些我都没有。也许人们希望我们新的一代能抛开曾三次引发战争的敌视，忘掉父辈们痛苦的过去，然后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当我走在充满温馨和热情的西姆拉街头时，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难道我们就一定要被仇恨隔绝，就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虽几经战火但最终和睦相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与在这里进行的谈判密切关联。谈判艰苦冗长，多天下来仍没有结果。父亲延长了停留时间，希望能有所突破，但他并不抱太大希望。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举行全民公决，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加入哪个国家。但印度人拒绝接受。父亲不断同甘地夫人发生争执，虽然他非常敬佩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但他感到甘地夫人不具有尼赫鲁那种为印度带来国际尊重的远见和卓识。
我自己对甘地夫人倒没有什么概念。6月30日，她为我们代表团举行小型工作晚宴，席间她不停地盯着我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她的政治生涯一直很关注，敬佩她不屈不挠的精神。1966年她被选定为总理后，印度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认为选出了一个温顺的傀儡，并在背地里称她是“无声的玩具娃娃。”但是，这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却远远超越了他们。在宴会上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试图同她交谈，但她却寡言少语，显得有些冷淡，只有当她微笑时，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