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变世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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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
　　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
　　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
　　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
　　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怒吼的雄狮（1）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
　　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
　　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全国青年企业家”称号，2000年的“劳动模范”，2004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实业家”，等。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今天，李拥有“他的”公司6％的资本。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2002年11月，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曾经备受世人瞩目。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李东生露出微笑。无论如何，他总是很新潮。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巨头。可他们错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人们会发现很多的“李东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是世界第四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设在纽约总部的沙龙。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海尔大厦，其建筑风格、办公室和会客厅都十分日尔曼化，包括海尔集团的名字也一样。不过，请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旁边的几个汉字已经泄露了该公司的背景：海尔100％是中国的。它同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海尔是中国成功走出国门的、独家拥有的品牌之一。在美国，海尔牌的小冰箱和小葡萄酒柜受到了年轻主妇们的疯狂追捧。为满足需要，已经在全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开了分厂的海尔，又特地于200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目前该工厂正在全速运转。
　　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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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的雄狮（2）
生产电视机的TCL、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但它们是先遣队，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全国冠军”。为此，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为此，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钢铁（宝钢）、汽车（上海汽车集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啤酒（青岛啤酒）等。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不分国营民营，散布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
　　

结论
“到2054年，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十家企业中，会有两家是中国企业。”这是壳牌石油公司前任战略专家彼得·施瓦茨应《财富》杂志之邀，对50年后的世界10强企业进行预测时非常明确地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排在前面的企业是美国的虚拟商店——Amazon与ebay结合的产儿、全球最大的在线销售企业，以及日本的丰田（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之后就是两条中国龙：中国天然气总公司（以上海为基地）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设在香港）。其中，第一家是在2025年，由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天然气公司三家合并的产物。第二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毫无疑问将是生命科学的带头人。分子生物学革命将在21世纪初催生大规模的创新产业。在惶恐无计之中，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洲只得将这片沃野让给亚洲。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龙头老大。这片前英国殖民地将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诊所。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从欧洲和美洲过来，在那里接受治疗，管保大家快快乐乐地活到150岁。这家集团公司还将在全世界发展连锁诊疗机构——“荣华长寿水疗中心”，在这些中心里，人们将能实现组织再生、完成美容手术和肌肉再生。
　　纯属经济幻想吗？可能是。不过它也是一种表述方式，其核心意思是说，今天，21世纪初，中国尚在依赖其“天然租金”（众多的低素质、低工资的劳动力）为生，正在重新调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地理分布，但是，谁也不应认为中国会止步于此。显而易见，中国已下定了决心，好好利用这笔租金来谋划未来。它将要提高自己的劳动力素质，准备不受任何约束地参加到基础研究的行列中去。它还决心在世界上占据与自己人口比重相称的地位。人们由此应该想到，中国的崛起很快就会在全球引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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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论：多重世界的冲撞（1）
巴黎东站，感人的告别场面：祖父母们就要登上火车了——“永生快车”。他们曾梦想过这趟列车，有时也带有一丝恐惧。今天，列车就在那里，在他们的面前，整装待发。与其他同代的“年青人”一起，这些勇敢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将乘车奔向新的目的地。站台上，在就要分别的孩子们与新的生活伙伴之间，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专为他们设计的豪华小村庄正在静候着他们的到来。那里是克里福德庄园（Cliford　Estates），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村庄。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卡上得知，自己将永远拥有专门的花园、司机、外语教师、体育教师、理发师、厨师、护士和医生。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要钱，那里简直就是天堂。
　　在让…米歇尔·特侓翁（Jean…Michel　Truong）最近的一部小说《永生快车》（Eternity　Express）中，那个地方显然是指中国。在这本科幻小说中，作者描写了21世纪中期，一批七八十岁的法国老人经过长途旅行迁移到设在其他地区的新居住地——永生园。对话很精彩，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他们憧憬着旅行的终点，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忧虑马上就要结束了，乐园的守护天使将日夜保卫他们的安全。还有，家务事的桎梏也要全部解放，根据约定，大量的专业人士将时刻听从他们的调遣，伺候他们的饮食，熨平他们的衣服，如此种种。忘掉那些小灾小病吧，护士和医生们将轮流守候，随叫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