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变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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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鲋卮笞洌庥肫渌刃姓叩姆⒄菇檀蟛幌嗤Ｔ�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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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4）
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
“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
新巨人的身高：前所未有的起飞
“从现在起到2008年，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当然，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
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亚洲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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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利益（1）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现在则是22％！
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