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天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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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初期，科年科夫激情奔放，他要在各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排演了一出戏《胜利者参孙》。参孙是神话中的人物，成了现实的苏维埃勇士，挣脱了身上的枷锁。他既是这出戏的编剧又是导演又是舞美，他把雕塑与表演糅和在—起。这个主题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有了新的发展。
1923年科年科夫带着《1917—l922年苏维埃艺术展》的作品前往尚未建交的美国展出。展览轰动了美利坚合众国，很多人向科年科夫订制雕像，特别是他的木雕像。他在国外拖延下来，一拖就是二十二年。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他才从美国回国。在莫斯科定居。
他的遭遇与歌唱家夏里亚宾截然不同。夏里亚宾滞留国外时遭到国内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击，甚至被剥夺了“俄罗斯人民演员”的称号。拒绝让他回国，直到他死后多年，他的部分骨灰才被移葬到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而科年科夫则不同，他回国后受到苏联政府与美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在莫斯科市中心拨给他一套住宅与工作室，如今已改成科年科夫工作室纪念馆。
2001年10月13日上午，我来到了科年科夫工作室纪念馆。它位于繁华的高尔基大街（现已改名特维尔大街）十七号。纪念馆离普希金广场只有百步之遥。
我刚一推门，迎面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说：“欢迎您，欢迎您！我们已经等了您两天了……”我有些纳闷，谁会预先通知纪念馆呢？想了一番，一定是俄中友好协会办事认真的伊万诺夫副主席。几天前，我曾向他提过很想去参观科年科夫纪念馆。在莫斯科的几天活动太紧张，所以拖到了今天。
我要购买门票。她说不用。我当时带了照相机，问她：“这里可以拍照吗？”她看了我一眼，犹豫了片刻，说：“可以。”后来，我在门框上发现一个标记：黑色照相机上打着红色叉子，即告示参观者，此处禁止拍照。我有些为难了。
负责人一边讲解一边提到她父亲在二战时曾随苏军打过日本军国主义者，参加过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我是哈尔滨人，更感到她的热情与可敬。
纪念馆的一层分为两个部分：展厅和原来的客厅。展厅门口摆放着科年科夫和他夫人的雕像。
根雕大师（2）
原来的客厅用绳索拦着，里边摆着几把根雕椅子。有一把摆在面对大门的角落里，是科年科夫的固定位子，专用椅。我曾在照片上见过老人坐在这把椅子上。
我想把这个角落拍下来。负责人看我们从远处拍摄不方便，便顺手把隔栏的绳索拿开了。
后来，她带着我拐了一个弯，下了几阶楼梯，走进科年科夫的工作室。
啊，这儿就是老雕塑家创作不朽作品的圣地！
科年科夫的工作室和俄罗斯现在的雕塑家的工作室相比，不能算大，但很高，可能是把二层打通了。这里摆放着科年科夫的很多雕塑与木雕作品：《基督》、《爱因斯坦》（科年科夫夫妇是他的好友）、美国舞蹈家邓肯的《裸身躯体》……
这里还挂着流亡美国的俄罗斯画家费申为科年科夫画的肖像和他为费申雕的头像。墙上挂了很多幅我在任何报刊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萨瓦·布罗茨基为他画的铅笔速写像：走路的、说话的、工作的……从这些画上可以感受到这对忘年之交，一定是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
科年科夫自幼热爱音乐与文学，在农村时弹过自制的六弦琴。后来他与很多音乐家关系密切。在异国他乡时，他和流亡国外的钢琴家拉赫马尼诺夫、歌唱家夏里亚宾、民间歌手普列维茨卡娅交往甚多。他的作品中很多人物是音乐界人士。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歌唱家涅日丹诺娃、德国作曲家巴赫、意大利浪漫主义音乐奠基人帕格尼尼等人。
雕塑《巴赫》与其说是头像，还不如说是一首幻想曲。科年科夫自己说过，他要雕“一座音乐的象征”。作曲家闭着眼睛，心在探索旋律。全部精神浸于音乐中。像而又非像，给人一种神秘感。科年科夫本人非常喜欢这座作品。
如果科年科夫只雕过一个巴赫头像，那么他一生中多次雕过帕格尼尼，用泥，用石，用树根。根雕的帕格尼尼像被视为佳作之一。雕像即写实又抽象。音乐家那长长的脸，那专注的目光，那按着琴弦的手指，那披散的头发，都充满了音符，充满了灵感。
科年科夫喜欢文学，他创作了很多作家的雕像：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科夫…谢德林、谢甫琴柯、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人。
科年科夫回国不久，感受到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人民的欢乐，便决心再创作《参孙》——“解放了的人民”。1947年展出时，获得巨大的成功。以后，科年科夫又用不同的材料创作了几种不同的《参孙》。
1954年科年科夫八十寿辰，为自己创作了一座《自雕像》。微微向后仰起的头颅，飘洒的白须和白发，火一般的目光，使人感受到饱经风霜的智慧的老人的形象。这座雕像使他荣获了列宁奖金。
有一年，我站在他的墓前，仰望碑座上的雕像，想到他对这座作品的评论：“当我在工作室的寂静中雕刻《自雕像》时，我是在深思熟虑，我考虑的不仅是形象的相似，而首先想表达的是自己对劳动与艺术的态度。我在《自雕像》中想表达的是创作的‘雅歌’——即灵感。”墓碑旁有一把石头椅子，是他夫人喜欢落座的木雕椅的仿制品。他夫人逝世后，墓碑座上刻上了她的生卒年月。
2002
苏联先锋派雕塑家
——瓦·西杜尔（1924—1986）
2001年10月13日下午，秋风送爽，我乘车前往莫斯科近郊佩列杰尔金诺。那儿是作家群居的别墅区。那儿还有一个公墓，安葬着当地的一些居民和作家、艺术家。
在墓园里，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座奇异的墓碑，灰色花岗石，一人多高，刻成一个抽象的人体，低着头，两臂下垂，双手连在一起，中间胸部形成一个凹陷，在凹陷处刻成一个十字架，说明亡者是位基督教徒，不知是哪位凭吊者在十字架处放了两枝鲜红鲜红的玫瑰花，像是刚刚采来的。在这寂静的环境里，在墨绿色的枞树中间，在落满金色枫叶的土地上，墓碑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这种墓碑的风格，我曾注意过，还写过文章。这次走近墓碑，细致端详，是西杜尔之作，而且是西杜尔本人的墓碑。难道西杜尔曾经住在此地？
我没有想到西杜尔已经离开了人世。墓碑前的一块卧石上刻着他的姓名：
西杜尔
瓦季姆·阿勃拉莫维奇·
1924—1986
过去，我知道西杜尔是位雕塑家。据“俄罗斯艺术百科全书”介绍，他还是版画家、油画家和诗人。西杜尔参加过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有关材料说他是位严重的残疾军人。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经受过巨大的摧残和创伤。
西杜尔出生在苏联乌克兰东南部的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市，自幼喜爱绘画与雕塑。十三岁时他曾用胶泥塑过一尊坐在椅子上的托尔斯泰。完成那尊作品的一天正是卫国战争爆发之日。他念了几天书便上了前线。十八岁，他已经是个苏军少尉，机枪排排长。他和部队凯旋回到了被敌人一度占领的故乡，回到了他长大的那条街上，发现房屋已成废墟。他悲痛地说：“只有火炉的烟囱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像为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竖立的一座纪念碑。”在烟囱旁有一棵枫树，那是他童年和他父亲在战前几年栽种的。
西杜尔从战场回来后，没有进美术学校，而是考入斯大林纳巴德医学院。学习成绩突出，是一名优秀学生。可是过了不久，他毅然放弃了学医，因为他心中积淀着战争的痛苦，总想用某种方式表现出来。
1945年他来到莫斯科，考入高等工业艺术学校，1953年毕业，成为职业雕塑家。
50年代初，西杜尔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生活的美好，但他时时感受到心灵深处战争的悲痛在惨叫。
西杜尔几次险些战死沙场，德国子弹打进他左边的颌骨，穿过眼睛与太阳穴，子弹残片一直留在舌根上。他的下颚处有个窟窿，经常流口水，不得不作外伤整容手术，并安装了人造面具。
1961年他三十七岁时，心肌梗塞再次发作，几乎要了他的命。出院后，有一年的时间，他体力上无法从事雕塑，但他认识到痛苦与疾病对艺术家同样有益。躺在床上他画了不少画，如《病院》等，构思了雕塑《伤员》（头颅全部包扎在纱布中，只在嘴处留出一个缝隙）。
西杜尔对战争无比憎恨，他怀着这种憎恨创作出一座又一座诅咒战争、悼念死者的大型雕塑纪念碑。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是西杜尔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62年夏他完成了雕塑《伤员》，1965年创作了《被炸弹炸死的人们的纪念碑》， 1965—1974年为德国卡塞尔市创作了《暴力死难者纪念碑》，1972年创作了《纪念在阿富汗战争中没有被埋葬的人们》，1984年为德国奥芬堡市创作了《爱情牺牲者》，1985年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创作了《呐喊》。西杜尔作品充满反战的激情。
西杜尔也创作过为数不多的抒情作品，如《歌的公式》（1972）、《浴》、《爱因斯坦头像》等，即使在这些作品里也充满了人间的悲伤。
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还耸立着他为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1879—1964）和理论物理学家、学派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伊·塔姆（1875—1971）设计的墓碑。
西杜尔努力使自己的雕塑粗犷而又尖锐，采取了实质简洁的几何体变形。他的作品与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的巴黎学派的立体雕塑相互呼应。过去，我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是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后来，才得知他对西欧和美国现代雕塑情况知之甚少。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中缺少人的气氛，而他的作品则是以人为本。
西杜尔逝世后，出版了两本作品集，一是他的诗集《最幸福的秋天》（1990），另一本是他散文体自传《为现状创立纪念碑》（1992）。
那天，我在佩列杰尔金诺墓园里还看到了西杜尔为作家伊·兹维廖夫创作的墓碑，同样是变形的几何体：一个女人府身跪着，双手抱头，流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悲痛。我的心和这座墓碑一样，也在悲泣。
听说，1988年在莫斯科为西杜尔建造了一个纪念馆，倘若有机会，我很想去参观一下。战争伤残了西杜尔的肉体，扭曲了他的心灵，使他冲破写实主义手法创作了抽象的作品。我本来对先锋派艺术是个门外汉，西杜尔给了我新的启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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