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天堂-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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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在我国跑了十一个省份，总行程约25000公里。卡尔曼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写道：“这次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艰苦的条件没有难倒卡尔曼。他精力旺盛，观察敏锐，日夜不停地拍摄与写作，回国后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渗透着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很有史料价值。他在中国共拍摄了1万多米的影片资料。回国后，剪接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1939年）。可惜这部影片只放映了一次便收入库中，因为五天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切转入战争状态。卡尔曼立即奔赴保卫祖国的前线。
卡尔曼很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他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是啊，我们的确应当找到卡尔曼拍摄这部影片，它会重现历史的过去，并教育新人珍惜先人用生命争取来的自由生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曼都活跃在前线。根据他拍摄的资料制成《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寇》（1942）、《列宁格勒在战斗》（1942）、《柏林》（1945）、纪录纽伦堡审判过程的《人民法庭》（1947）等。到了60年代，卡尔曼又编辑成二十集的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1965—1978）。
卡尔曼是苏联第一部全景宽银幕片《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1959）的导演。
他还拍摄了许多国家的自然风光，纪录了对名人与领导人的采访，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美国的海明威、拉丁美洲……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半百的卡尔曼与荷兰纪录片摄影大师伊文思（1898—1989）又来到中国，他呼吸到了自由的中国空气，看到了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他一定会想起他三十二岁时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尽自己国际主义义务时的峥嵘岁月。
默默无声的卡尔曼墓碑啊，你像一口洪亮的钟在震动我的头脑。中国人民深深怀念这位摄影大师，这位对我国满怀深情厚意的友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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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电影人的经历（1）
——谢·邦达尔丘克（1920—1994）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墓是座雪白的方墩子，上边刻有墓主的侧面雕像。雕像表情严肃，眯缝着眼睛，紧皱着眉头，蓬松的头发，浓密的胡子，一支手托着下颚。他在沉思。这是很出色的一座雕像。雕像的作者是著名雕塑家凯尔别利。
墓碑下端是黑色基石，前右角处有一块雪白的石台，上边刻着圣十字架。
邦达尔丘克的电影在我国有过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一度是苏联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的改革使这位电影人发生了巨变，新人对他进行抨击，使他失掉了权威的职位。
邦达尔丘克当过演员，进过戏校，参加过四年的卫国战争。1948年他毕业于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作品是在《青年近卫军》一片中扮演的瓦尔柯。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他电影演员的生涯。他一生共演了三十八个角色，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农奴的悲惨命运和嫉恶如仇、为自由与正义而呐喊的人民精神；又如莎士比亚戏中的奥赛罗——摩尔人、军事统帅，同时又是极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又如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德莫夫医生——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为人民热心服务的人，所有这些人物都在努力跨越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真理，用自己的心灵去接近民众的生活。邦达尔丘克塑造的一大批银幕形象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观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时而尽情欢笑，时而锁眉沉思，时而潸然泪下。
当单纯的演员行业使他感到才能受到局限时，便参与了导演和编剧的行列。1959年邦达尔丘克出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从此执导了十部电影，成就赫赫，三十二岁被授予“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列宁奖金”获得者。
1959年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用七十四天的时间拍摄成同名电影，自任编剧、导演与演员。同年在莫斯科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金奖，在瑞士、华沙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以后又在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反法西斯影片奖，在乔治敦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这些荣誉来之不易。邦达尔丘克说：“这部影片实际上打开了一个选题禁区——以一个曾经作过俘虏的人为题材。”那时，苏联当局有个硬性规定：文艺不得触及1937年的题材，也不得涉及战俘问题。那部影片被扣压了一段时间，还是放行了。影片体现了邦达尔丘克的艺术特色，即高超的技巧和细腻的心理刻画。
文学是电影之本。邦达尔丘克酷爱俄罗斯文学。他决心将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搬上银幕，以满足广大观众精神上的需要。他认准了《战争与和平》这部不朽之作。好心人劝他不要冒此风险：因为大洋彼岸的美国以巨资拍过这部作品，而且参加演出的都是一流演员。然而邦达尔丘克要突出的不是英雄和美女，而是俄罗斯平民百姓的力量和民族精神。他花费了多年的精力终于在1967年把托尔斯泰的巨著搬上银幕。一个多世纪以前贵族与平民的生活，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得到了真实地再现。他是该片的编导，同时在片中扮演了彼埃尔这个重要角色。该片于1968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邦达尔丘克成为苏联电影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一代电影人的经历（2）
1975年，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拍成同名影片，自任编剧和导演。
邦达尔丘克认为除了肖洛霍夫之外，还没有一个苏联作家如此描写过苏联士兵，战争中的人。他们昨天还是农艺师和教师，不习惯于打仗，他们擅长的是和平劳动。这部影片没能在节日前夕与观众见面，因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柯元帅在审查之后，认为不能容忍描写战争的影片中没有高级军政指挥官出现。
邦达尔丘克善于扮演极其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士兵，显然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他扮演的是士兵索科洛夫，十几年后，他在《他们为祖国而战》影片中扮演的是伊万·兹维亚金采夫。战争的岁月使邦达尔丘克深刻理解了士兵的心理，他在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中表现了人民的功勋和英雄气概的源泉。
1982—1984年邦达尔丘克与墨西哥电影界合拍了双集片《红钟》。第一部《战火中的墨西哥》，第二部《我看见了新世界的诞生》。这是以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评论家约翰·里德撰写的《奋起的墨西哥》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创作的革命历史剧。
1986年5月苏联举行了第五届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邦达尔丘克，这位赫赫有名的苏联电影人，不但没有被选入理事会而且连代表也不是。说明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尖锐性。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尼吉塔·米哈尔科夫表示：“对谢·邦达尔丘克的影片和为人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是个人的事。但不把拍成《一个人的遭遇》、《战争与和平》、《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人（且不说这几部影片已成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历史）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这纯属胡闹……”
苏联电影商业化的倾向日趋严重，邦达尔丘克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去拍摄警匪片，而是根据普希金的悲剧改编拍摄了《鲍里斯·戈东诺夫》。这是一部题材严肃的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二十七岁时完成的悲剧，探索的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
电影界的极端分子极力排斥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最后一天放映这部影片时，苏联竟没有一名记者在场，事后却宣传电影失败了。而这部影片那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邦达尔丘克本人扮演了鲍里斯·戈东诺夫。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角色演完了，影片拍成了，可是我夜夜醒来时还是以鲍里斯的生活而痛苦而死亡。摆脱一个角色是极其困难的。”可见他的关注与精神集中的程度。他又说：“一部经典作品，无论与我们今天怎样相比，它总是有血有肉的，因此是永生的。”邦达尔丘克不为商潮的泛滥所左右，不为媒体的舆论而动摇，他在逆风中一往直前。
1992年邦达尔丘克接受意大利国际电影公司的邀请合拍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原计划拍摄上下两集的影片和一部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扮演格里戈里的演员是英国人鲁倍·艾维列特，阿克西尼娅是法国女演员杰尔芬·弗列斯，另外纳塔莎·安德烈琴柯扮演达丽娅，伊里娜·斯科勃采娃扮演伊里英吉娜。拍摄完毕后，意大利影片商恩佐·里斯坡里宣布破产。影片被没收， 460盒影片被锁进保险箱。据说原版被运往伦敦。总之，谁也没有看到这部影片。这对邦达尔丘克来说是一块心病。临终前，他还在关心这部影片的下落。他对自己的夫人说：“伊拉，你把影片找回来。”
事业的挫折大大伤害了他的身心健康。
我国电影界很重视邦达尔丘克的艺术成就，1994年上海举行国际电影节，曾邀请他携夫人一起来上海作评委。他欣然表示同意，但突然病发，未能成行。
围绕着邦达尔丘克还有种种争议，但他作为一位导演和演员无疑是杰出的，留下来的艺术遗产丰厚而多彩，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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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音符
——彼·柴可夫斯基（1840—1893）
我准备给柴可夫斯基的墓碑拍个满意的照片，时间总是不合适，或绿荫遮盖，或光线太乱。有一天，我在公墓里足足转悠了整个下午，还是没有等到合适的光照。
柴可夫斯基墓在彼得堡艺术大师公墓的北侧，那儿有一条通称为“作曲家的小路”，柴可夫斯基的墓就在这条小路的顶头。它占据的位置比较突出，面积也比较大，墓碑也比较复杂。
柴可夫斯基的胸像由帕·卡缅斯基创作，摆在刻有他的姓名的碑座上。胸像上下有两个天使。上边的天使手扶十字架，张着翅膀，保护墓主；下边的天使双翅合拢，依偎在碑座旁，默读乐谱。天使雕像是由两名雕塑家创作的。有人认为天使在这里显得十分俗气。
柴可夫斯基很早便成了俄罗斯遐迩闻名的作曲家，虽然只活了五十三岁，可是为人类留下大量传世的佳作，即有管弦乐作品（如《1812年序曲》），也有交响曲（如《第六号b小调，悲怆》）、钢琴协奏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小提琴协奏曲等。他写了大约十部歌剧（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三部芭蕾音乐（如《天鹅湖》），一百多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在任何一种音乐体裁中都有创新。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在演奏他的作品。
他是一位处在浪漫时期顶峰的伤感的俄罗斯作曲家。他的作品高雅，同时吸收了农村的民谣和城市的小调。他是和西方音乐界交往最多的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他善于借鉴欧洲创作的精华，丰富自己的音乐语言，使手中的音符变得像彩虹一般绚丽。
柴可夫斯基生前死后都围绕他流传着很多轶事。
他本来是学法律的，在司法部当过公务员，但很快便放弃了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转向喜爱的音乐事业，过着穷困的日子。他从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当了音乐教员、作曲家、指挥等，很快便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
他一生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是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从三十六岁到五十岁，持续了十四年之久。梅克夫人的丈夫原是修建铁路的富翁，死后留给她巨大的遗产。他们的公寓多达五十间房子，如同一座宫殿。梅克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爱好音乐。孀居时放弃上流社会生活。当她发现柴可夫斯基这位音乐天才时，便以向他订约小型音乐作品的作法，付给很高的稿酬，变相地给予他资助。他们书信中相互表达彼此的崇敬，但没有一句谈爱或求婚的话。柴可夫斯基常常向她倾述自己对大自然、对国外生活的感受、创作的苦衷。她鼓励他，赞扬他每个微小的成就。这位神秘的梅克夫人一直不与他会晤。有过两次机会本来可以见面，可是梅克夫人还是有意地回避了。有一天她坐在马车上，看见步行的柴可夫斯基，她没有停车，仅仅点了点头。他们通信频繁时，柴可夫斯基曾把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她。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您不愿意我把您的名字写在交响曲的标题上，那么也可以删掉。只让你我二人知道这部交响曲是献给何人的……”1890年梅克夫人声称家业破产，从此断绝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经济资助，同时也停止了与他的书信往来。这对于多情的柴可夫斯基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柴可夫斯基是位要求严格的作曲家，但他的每部作品问世后几乎都先遭到评论家的否定，甚至钢琴家拒绝弹奏。可是后来，一部部作品又为他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在国外演出时为祖国争了光。
近些年来世界上关于他的死因又时而见诸报端。
柴可夫斯基三十七岁时曾和一位追求他的二十八岁的米柳科娃结了婚。那是一次不幸的婚姻，婚后不久，柴可夫斯基便和她分了手，并通过别人向她宣布解除婚姻关系。有人说，他结婚是为了掩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