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天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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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的表演使梅耶荷德更深入地思考舞台上人体动作，动作与语言的协调关系，等等。他认为中国戏曲中的动作如同舞蹈，是在民间舞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扛着扁担在街上行走——是舞蹈，人卸车把东西搬进店铺也是舞蹈，这些动作是舞蹈动作，但不是专业舞步，而是细腻有节奏的舞步基础。这种动作中的舞蹈成分和舞蹈中的节奏成分一样。”“一个人站在船头上把桨放入水中，——这是舞蹈动作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有节奏……”这段话摘自梅耶荷德1936年2月15日对国立戏剧学院毕业生的讲话。那时，梅先生已离开苏联快一年了，可是梅耶荷德仍然生活在梅先生的戏剧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探讨梅先生的艺术。
喊冤的碑（2）
梅耶荷德关于梅先生的手的论述，在莫斯科已成为戏剧界流传甚广的名言。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同志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看过他的表演之后，你们再到我们各家剧院转一圈，那时你们就会说：是否可以把所有演员的手都砍掉，因为那些手没有一点儿用场。如果我们看见有的手郎当在袖筒之外，这只手或是一无表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或说明了一点儿问题，却正是不应该表现的事，既然如此，咱们干脆把这些手砍掉吧！”这段话他是在1935年4月4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的关于梅先生艺术研讨会上当着莫斯科众多戏剧精英们的面郑重其事讲的。这段话当时可能刺激了不少同行。苏联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中，这句话用删节号代替了。1978年出版他的遗著时，首次根据他的手稿刊出了这段话。这段话不无夸张与戏谑成分，但确实强烈地刺激了演员对手的作用的认识，同时也是对梅先生手的艺术的高度颂扬。
关于梅先生在舞台上扮演女性的艺术，几乎所有的外国专家都评论过，梅耶荷德也不例外，但他讲得更深刻。他说：“我们舞台上有很多女演员，但在我国舞台上我没有见过一位女演员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体现女性的妩媚。”
中国戏剧的节奏引起梅耶荷德的重视。他甚至设想如果以梅兰芳的手法演出普希金的话剧《鲍里斯·戈东诺夫》，那么其节奏就会加快，效果也将不同。虽然这只是他的设想，但他重排格里鲍耶多夫的话剧《聪明的痛苦》时，确实发挥了我国戏曲演出时给他的某些重大启示。他说：“我看了梅兰芳博士的两三场戏之后，在重排我过去排过的戏，感到必须把以前做的工作全部推翻。”关于梅耶荷德重排《聪明的痛苦》的实践，苏联发表过不少文章与专著，有一件事是应当提一下的，即该戏公演时，海报上用大字标明：“重排此戏，献给梅兰芳博士。”
梅耶荷德出生在奔萨市是一个俄罗斯的德商家中，他父亲经营过酒厂。
1895年梅耶荷德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但没有毕业。翌年进入涅米罗维奇…丹钦柯领导的莫斯科戏剧音乐学校，1898年毕业后参加新成立的艺术剧院。
他对当时的演出方法有些想法，不愿意留在剧院里，便于1902年另成立了自己的话剧团。
以后他在不同的剧院里当过导演，并开始进行新的实验，1908年开办了训练班，只存在了一年。1923年又成立了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剧团，上演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小仲马的《茶花女》、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与《澡堂》等。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不合。其实并不然。梅耶荷德是他们的学生，早期确实认为老师保守，而他刻意创新。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直很器重他，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戏剧导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不悦的是他七十寿辰时，政府给予他“劳动红旗勋章”，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而把梅耶荷德的实验剧院说成是“形式主义的艺术”。
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走向确实不同。梅耶荷德提倡现代艺术，追求革新，深得国内外一部分舞台艺术家钦佩，但为苏联当局所不容。
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真理报》刊出评论文章《异己的戏剧》，抨击梅耶荷德的艺术探索。二十天以后，1938年1月7日，苏联政府艺术事业委员会通过决议：查封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国家剧院。那一天，赖赫在舞台上第七百二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玛格丽塔。她在梅耶荷德剧院工作十三年，创造了十几个使人铭记在心的角色。
1938年6月20日梅耶荷德出差列宁格勒，突然被捕。后来根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的批示于1940年2月2日被处决。同一天，梅耶荷德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赖赫在搜查证明上签了字，同时附了一句：搜查人员“蛮横无理”。这无疑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内务部工作的大胆斥责。有人称这是赖赫生平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对人格的侮辱的抗议。二十四天以后，1939年7月14日凌晨一点钟，她在家中遭人杀害，身上留下十七处伤口，没有一刀是刺向心脏的。寓所中也没有遗失任何东西。民警赶到现场时她还能说话，记录了她的口供，在去医院的路上，由于流血过多而丧命。
只有很少几个人为她送葬。在那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人人自畏，深怕牵连到自己。当局通知赖赫的女儿塔季扬娜和儿子康斯坦丁：四十八小时之内腾出寓所。搬进去的是贝利亚的司机和贝利亚手下一名年轻女郎。
1999年6月，我去瓦冈口公墓凭吊诗人叶赛宁，偶然得知梅耶荷德和赖赫的墓也在这里。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多气力，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墓。
他们的墓围在铁栏杆内，挤在众坟中间。一块黑色的正面抛光的大理石平面上刻着梅耶荷德的头像和他们夫妇二人的姓名。其实，梅耶荷德的名字是象征性的。他被处决后，没人知道他葬身之地。过了五十年，苏联内务部的档案揭秘后，才查明他被埋在顿斯阔依公墓里。
我觉得无论是碑上的梅耶荷德的画像，还是他们的名字，刻得都不精致，其艺术程度也欠完美。但敬爱这两位大艺术家的人毕竟在这儿为他们找了一块长眠之所。
墓碑上还有第三个名字：“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叶赛宁”（1920—1986）。他是赖赫与叶赛宁的儿子，新闻记者，体育运动评论员。
我深信，梅耶荷德和赖赫的墓一定会重建，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仅使俄罗斯人民感到骄傲而且已为世人所称道。今天这块喊冤的碑与他们的艺术贡献并不相等。俄罗斯人民会以更好的墓碑纪念自己的儿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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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列宁
——鲍·史楚金（1894—1939）
演员鲍里斯·史楚金正直盛年溘然逝世，年仅四十五岁。
他的墓碑是由建筑师斯塔莫设计的。一块米黄色的大理石，中间镶嵌着铜制的侧面浮雕像。浮雕像的作者是雕塑家齐加尔。由铜制的橄榄枝托着。他紧锁眉头，目光投向右方。墓碑庄严肃穆，耸立在新圣母公墓二区。
如今和史楚金安葬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夫人塔季扬娜·舒赫敏娜（1901—1974），她原来和史楚金同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当演员，后来在史楚金戏剧学校任教授；舒赫敏娜的妹妹亚历山德拉（1897—1961），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史楚金的儿子乔治（1925—1983），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儿媳迈纳（1924—1993），建筑师。
史楚金的夫人舒赫敏娜一家是书香门第，对史楚金的成长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史楚金1913年就读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国内战争时，他参加了红军。
1920年，喜欢表演艺术的史楚金考进瓦赫坦戈夫艺术学校，后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当了演员。他曾参加过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圣安东尼的奇迹》等话剧的演出。
1935年从影，拍过《飞行员》、《胜利者的一代》等影片。
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苏联政府为迎接这一盛大节日，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作为献礼。当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主持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参加者中有一位三十三岁的作家亚·卡普列尔写的电影脚本，经过评审，被选中拍片。
卡普列尔是敖德萨人，1935年他和塔·兹拉塔戈罗娃写过剧本《三个同志》曾被搬上银幕，后又写成《矿工们》。这次参加竞赛的脚本原名《起义》，拍成影片后改名为《列宁在十月》，导演是罗姆，饰演列宁的是史楚金。
在银幕上重现伟大革命导师的形象的作品是空前艰巨而又不同凡响的，对演员、导演、对全体摄制人员都是严峻的考验。
饰演列宁的形象一直吸引着演艺界人士。导演罗姆在回忆如何拍摄《列宁在十月》中提道：“我去找史楚金，和他初次相识。他的智慧、他的魅力，还有他准备在戏剧和电影中扮演列宁这一形象的严肃态度，都给我留下不同寻常的印象。”“我把电影剧本《起义》交给他。史楚金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提出了许多有关台词、对话和动作方面的极有价值的建议。”
拍片只有两个月零十八天（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每天要拍摄十至十二小时，才能赶上十月革命节前完成。
史楚金不负众望。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看列宁的纪录片，听取列宁录音，阅读有关文字资料，细读文学作品，访问在世的老一代革命家，获得一定的感性知识，终于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形象塑造成一位热情奔放的革命家、敢于实践理想的政治活动家、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智慧过人的哲学家，把他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十分富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形象糅合在一起。电影中列宁生气甚至责骂人时，都抱着尊重对方、爱护对方的心。史楚金的演艺魅力立刻赢得观众的赞赏。
193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正式公演。
这是史楚金演员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从此，苏联银幕上出现了这个特型演员，开创了歌颂列宁影片的新时代。
第一部关于列宁的脚本拍成电影后，它的成功鼓舞卡普列尔于第二年，1938年又写成《列宁在1918》。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上演华语对白的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片头上没有编剧卡普列尔的姓名，这两部影片并不是纪录片，又有演员名单，怎么竟会没有编剧的姓名呢？令人觉得蹊跷。
多少年以后，苏联文艺界解密，我们知道了一些详情。1942年末，编剧卡普列尔爱上了斯大林十六岁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斯大林认为卡普列尔是个色鬼，又是犹太人，他接触斯韦特兰娜是别有用心，便禁止他们交往。据斯韦特兰娜回忆，父亲痛骂了她，还打了她两记耳光。卡普列尔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又因“反苏言论”被判徒刑。
影片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编剧却是犯人，只好把他的名字删掉。所以我国放映华语对白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都不见编剧的名字。
史楚金把列宁形象演活了，他在工人中间，在士兵中间，在普通布尔什维克中间，是自己的人，是和人民血肉相关的人。列宁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里，甚至认为列宁就是那个样子。
死神太早地夺走了史楚金的生命，只有他的墓碑和他参与拍摄的影片使他永远留在人间。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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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纪录摄影大师
——罗·卡尔曼（1906—1978）
你知道罗曼·卡尔曼吗？ 1938年他到过延安，拍摄过毛泽东，而且还得到过毛泽东为他书写的诗词。
卡尔曼是苏联纪录片摄影大师，同时又是电影导演、教授和记者。1931年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立志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和普通战士站在第一线上，拍摄他们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斗争。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手没有放下摄影机，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对世界电影、对历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曼·卡尔曼的墓位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九区。
他的墓碑是一块形状不规整的石头，与其他人用石头作墓碑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石头没有埋在土里而是摆在高出地面的一块长方形大理石座上。石头上嵌着突凸的铜字签名“罗·卡尔曼”和“1906—1978”，即他的生卒年代。在他的姓名左方刻有浅浅的影片画格，陌生人一眼便可知道这儿安葬的是一位电影人。我不知道谁是这座墓碑的设计人。
上世纪30年代是世界不寻常的时期，各国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卡尔曼带着他的“艾姆”手提摄影机奔赴西班牙，在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两年，拍成《西班牙事件》新闻片二十辑，使世界人民看到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真实情况。那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政界人士。
回国后不久，他立即来到了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他不熟悉这个国家，不通晓中国语言，全凭满腔国际主义热情奋不顾身地工作。那时他除了拍摄新闻纪录片之外，还担任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他在中国工作了整整一年，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他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纪录了武汉大撤退，长沙大火，新安孩子旅行团的演出，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他在重庆和美国摄影记者们一起拍摄了蒋介石。1939年5月他到达延安，几次见到毛泽东，听过他讲演，进行过采访，拍摄过他的活动，还得到过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长征》。他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不知毛泽东赠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