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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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点瓜蔓亲的北洋宿将陆建章。风水轮流转，终于到了冯玉祥可以左右政局的时代，一天，小徐坐的火车在廊坊被截住，坐头等车厢里徐树铮，被冯玉祥的士兵拖出来，二话没说，就吃了枪子，然后冯玉祥请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对外宣称，是他为报父仇杀了徐树铮。
徐树铮模式开始被复制，第一个拷贝应在下野的军阀孙传芳头上。孙传芳曾经是后期直系的大人物，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对付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其中交战最多，也打最凶的，就数孙传芳。1928年，孙传芳失败下野，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唸佛，突然佛堂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孙传芳的脑后开枪了一枪。原来，孙传芳也曾经跟张宗昌打过仗，俘虏了张的部下旅长施从滨，并且杀了这个老而无用的老军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怎么弄过枪的弱女子，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杀掉一员沙场宿将，在刺杀史上，不能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二个拷贝是张宗昌。此公也犯过孙传芳的毛病，在军阀混战中，杀过俘虏，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军长郑金声。后来，张宗昌兵败下野，山东这块旧日的地盘，已经归了冯玉祥的旧部韩复榘。但是，偏偏张宗昌不识趣，非要回山东来溜达溜达。这一次，张宗昌连火车都没有爬上去，就被打成了筛子。不用说，肯定又用得着孝子了，这回的孝子是郑金声的侄子，据说已经过继给郑金声的郑继成。
三个孝子（女）的事迹，在当时都被广泛传颂，还出了小册子，经过文人记者的渲染，孝子们无不含恨忍辱，卧薪尝胆，个个有豫让、专诸之风，整个过程传得神乎其神，各自枪法也神乎其技。当然，更重要的是，三位孝子最终都没有被法律惩治，只要施剑翘被象征性地关进了监狱，不旋踵即被因大孝之行特赦，从此各自顶着孝子的光环，过着幸福而且风光的生活。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在当政者和媒体的合谋中，被借机制造出来，被不明里就的百姓传颂。
当然，三位孝子（女），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道具。真的杀人者，另有其人。小徐死在冯玉祥手里，张宗昌死的韩复榘手里，而孙传芳的死，幕后人物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最的可能是当时已经当了家的国民党系统得某些权要。他们的死，也基本上不是复仇的牺牲，而是*的需要。冯玉祥联合奉系推倒直系，推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当然不能允许小徐出来，让这个空头的执政真的活跃起来。而韩复榘好不容易才得了山东的地盘，当然不能容许它的旧主人东山再起，哪怕一丁点迹象也容不得。至于孙传芳，过去的威风实在太大，给所有跟他交过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大计考虑，当然最好是斩草除根，不能让他死灰复燃。
民国是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时期，据说特点就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中间还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孝道也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世袭制的魅影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秦汉之后，官僚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这种制度的弊病很多，最令人头痛的是官本位，整个社会从具体层面的运作，到价值层面的认同，一个官字可以统概一切。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通过选官制度，吸纳到统治层来，从而维持这个阶层的效率，保障社会精英对政治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传统特色的官僚制，最核心的成分就是选官制度（古人称之为选举），甚至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
正因为如此，当汉朝以推荐为主的选官制度，最后蜕变为凭借门第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政府的效能，就一塌糊涂了，而王朝多数时候，只能偏安于一隅。大一统的王朝重兴，势必重建选官制度，保证其吸纳精英的管道畅通，使官僚制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私家园子，这就有了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
科举制延续一千多年，虽然遭到不间断地批评，但至少在选拔精英方面，一直都有很正面的作用，尽管不能说考上的都是人才，但的确很多民间人士，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了仕途，白衣致卿相，并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梦想。据吴晗统计，明清之际，中进士的人，一半以上都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即便历朝历代都会照顾高官，允许他们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做官，但有出息的官宦子弟，往往不屑此道，非自己考出来不可。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有志气，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往往看不起门荫出身之人，一个人若想在仕途上混得开，非走正途（考试）不可。
中国的官僚，本身含金量就很高，属于一种最能获利的职业，居于这个职业高端之人，如果希望子承父业，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不希望子孙有出息呢？依照传统时代各种职业的行业陋规，自家子弟入门，总归要容易些，因此，官宦的子弟做官，仕途之顺自是没有问题，所到之处，都有人高看一眼。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行业，就会成为排斥新鲜血液的“窝子买卖”。显然，对于操控政事的官僚阶层，这种状况，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一方面不便吸纳社会个阶层的精英，一方面也就难以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
历史总是喜欢重复，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之路，已经走了一百多年，官员的称谓，不知换了几换，但是，到今天为止，传统官僚制的本质属性，其实没变多少。有出息的官宦子弟，考出去，经商出去，没出息的，或者在当地混个滥学校毕业，或者送到国外，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混个文凭回来，甚至很可能就是“克莱登大学”的高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没出息的官宦子弟，现在已经开始回国抢滩仕途，据说，很是官运亨通。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连起码回避都不讲究，不说甲地的高官，把子弟送到乙地做官，而乙地的则送到甲地来，至少做个掩人耳目的交换，也算是对上级和民意有个交代，一个个，就在自家地盘上为官做宦，而且乳臭未干，就火箭式上升。
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有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袴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儿子比老子在仕途上混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全留给了自家人。也就是说，如果想要长治久安，官位子做的长久一点，机会多的人，要给机会少的人留条路。那种把自己变成老母鸡，让自家没出息的孩子在自己羽翼下茁壮成长的高官们，是最糟糕，也最危险的。这些人的历史知识有限，有必要做一个提醒，请记住，封建诸侯的世袭时代，在中国已经过去了2500多年，复辟不仅没有出路，而且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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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代的地震
地震在古代，跟今天一样，是大事。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于地震，所知不多，难以预测，但毕竟知道地震是因为什么。古人没有这个条件，不晓得地震的真正缘由，但人活在世间，天覆地载，脚下的地出了大动静，非得有所解释不可，否则大家都不安心，于是，就在自家身上找原因，当政的人，不管情愿与否，都检讨自己的行为，皇帝下罪己诏。天人感应，自然有动静，是人事惹的祸。
其实，地震对于古人，破坏性远没有今天那么大，即便强烈地震也是如此。古代的建筑，高层的不多，亭榭楼台，高至三、四层，已经很可观了，再高的就是塔了，而塔一般是不住人的。一般人住的平房，即使房倒屋塌，伤人总是有限，古代又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堂，各级官学，从府州县学到太学或者国子监，都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上课，私塾则在老师自家的后屋就可以办，三五个人，咿咿呀呀读书，断然不会像今天那样，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教学楼还往往超标高建，质量不好，一垮塌下来，一堆人压在里面。除了学校，其它的公共建筑，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戏的剧场不少，多半是露天的，只有唱戏的台子上有顶，其它地方空空如也，如果正在看戏，赶上地震，大家一哄而散就是。加上古代的城市，规模没有今天大，人居住的密度，也大大小于今日，因此，即便赶上强震，震中赶巧在城市，死的人也不会很多，虽然历史上强震的记载，也相当可怕，动辄说“压毙男妇无算”，但“无算”到底是多少，其实不好说。那年月，很多时候，两国交兵，杀死对方几百人，也称无算。以离近代最近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为例，虽然也说死人无算，但灾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在救灾和善后工作都谈不上的古代，这种情况说明死人不会太多。
不过说起来，古代的建筑，按理说没有今天的条件建得更坚固，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过砖木和砖石结构而已，材料间彼此的黏合，最坚实也最奢侈的也无非是用糯米汤，碰上强震，多半顶不住。可是，有些特别的建筑，还真就特别结实，比如赵州桥，1000多年了，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至今依然巍然不动。北京的皇宫也是如此，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民房倒塌无数，皇宫却纹丝不坏，只是考虑防备万一，才劳驾皇帝从宫里搬出来，住进帐篷。
古代救灾设备有限，医疗条件更有限，因此，地震到来，政府基本上不作为，负责任的地方官，顶*持一下灾后的治安，协助民间组织处理掩埋一下尸体。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也不高，并不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帮助灾民，如果有地方官做了一点，很可能会被老百姓总惦记着，活的时候立生祠也说不定。其实，那个年月，倒是水旱蝗灾，对于国家和百姓，威胁更大，政府的防范和救助力度也要大得多，摊上这种灾害，地方官必须卖力救助，否则会被追究。因为这样灾害，往往会造成大规模的民生问题，弄得不好，就会危及统治的稳定。
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有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的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个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
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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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态度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的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烈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