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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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20许人，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40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的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份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的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恶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恶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余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恶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及神灵都命运不济，不仅香火讨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为大乱之际，人逃命不及，科举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不开科则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没用了，自然不会有人理，庙宇用来做马厩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时候一把火，免得对头占了派用场，也不是没用可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乱的时候，最能杀人，破坏力巨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佛寺道观概莫能免，唯独两种庙宇能得以保留，一是关帝庙，一是文昌宫。
关帝庙能保安全可以理解，因为自元末以来，凡是江湖中人，都对关帝感情较好，因为据说人家够朋友讲义气，得罪了关帝，朋友圈里没法混。游民混世界，跟正常社会对着干，靠的就是江湖义气，没义气就什么没的玩了。张献忠这厮，原本也是个走江湖的痞棍，对关帝关老爷有感情，理所当然。可是，文昌帝君，这个读书人的神，跟他老人家何干呢？原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文昌帝君姓张，他张献忠也姓张，他觉得这个神，跟他是一家的。
据说，张献忠入川，经过梓潼，梦见文昌帝君显灵，于是他找来若干文人，让他们草拟祭文，写一个，不满意，写一个不满意，人杀了一堆，还是没有一个合他老人家口味的祭文，没办法，张献忠说：我自己来，我念，你们写。最后念给文昌帝君张恶子的祭文是这样的：“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还有一说，说是最后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的时候，追封文昌帝君张恶子为太祖高皇帝。土棍出身的张献忠，就这样，成了神的后代。这也不稀罕，当年同为无赖子的刘邦，一做皇帝，不也变成了白帝之子嘛。
只不过，传说中姓张的神，绝不止梓潼神张恶子一个，据说灶君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跟张献忠比较对脾气的张飞，也早就被封了神。张献忠要跟神套近乎，跟上面的这三位套一套，看起来都更有道理，干嘛非得跟一个主管读书人命运的文昌帝君论一家子。显然，这里有名堂。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的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的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的大，垮的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画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嘛。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恶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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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长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搀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