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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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得都是官员个个都想让它糊涂，我们的制度本身就使得它糊涂。即使级别很高的官员，账面上的工资收入，实际上都不高，在目前的官僚体系中，也不是没有主要依靠这些工作收入生活的官员，但是，相当多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大笔的灰色收入。公然*者，我们不用说了，那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正常收入和黑色收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宽阔的灰色空间，有时候，甚至灰色和黑色之间，也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当下盛行官本位的中国，做公务员，不仅地位高，收入稳定，还有相当的尊荣，相信多数人，不见得非要安着心违法乱纪，贪污*，这样做，毕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败露，全盘皆输，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官员财产申报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其实多半发生在官员的公务之中。让人想起当年清朝雍正年间的养廉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几分跟今天类似。明清两代，地方官的薪俸不高，仅仅凭俸禄，官员一家大小虽然不至于喝西北风，但肯定过不好，清官海瑞做知县，给老母亲过生日买块肉都得掂量掂量。但像海瑞这样的傻冒，毕竟不多，多数的地方官都有灰色收入，活得很滋润。最大一块灰色收入，来自钱粮的征收。那时候征粮，原则上说是有损耗的，所谓鼠耗和雀耗，因此需要在限额之上，多征一点，多征部分，被称为羡余。征税的时候，需要把散碎银两集中融化，铸成标准的大元宝，因此，也有损耗，因此也要多征一点，被称为火耗。两项加起来，并称为耗羡。
　　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没有那个笨伯损耗多少，加征多少的，肯定有富裕，富裕的部分，就成了官员和胥吏的灰色收入。灰色其实也是分深灰、中灰和浅灰的，因为所谓耗羡到底多征多少，其实没有个准数，可以加1％，也可以加8％，说起来都有道理，较真起来，都算贪污，不较真，谁都没事。那个时候，官员的职位，也有肥瘠之分，既有地域差距，也有职位分别，因此，灰色收入，在官员本身，差距也很大。雍正养廉银的改革，就是耗羡归公，但是在耗羡之中统一提取一大笔钱，叫做养廉银，发给官员，这笔银子，大大地超过原来的工资，即使清官，靠这笔合法收入，也能过的不错。
　　因此，阳光法案的前提，是要在制度上要把跟官员职务有关的灰色收入厘清，放在阳光下，根本性杜绝任何职务馈赠，在法律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只有白和黑，不再有暧昧的灰色。当年雍正无法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监控，但现在的金融手段，则可以做到。我相信，只要保障官员的合法收入能在在社会中等以上，住房、医疗和退休有保障，阳光法案就会顺利出台，而且能起到防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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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以人为本”里的人
记得“以人为本”这个词刚提出来的时候，是个商业广告用语，属于某些公司的自我标榜，可是过了没多久，“以人为本”已经变成了政治名词，大红大紫，堂而皇之地写在各种红头文件上了。不用说，这种提法很人性化，老百姓听了舒服，值得大说特说。不过，凡事总会有人出来较真，较真的不是我，而是某些大人物。前一阵，开一个有政府官员出席的会，听一个主管国家课题审批的官员讲话特意提到了“以人为本”，他说，我们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
　　我这个人不喜欢较真，但喜欢联想，听到官员这样讲，我马上想起*后期，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在商店里，一个老乡想买东西，但售货员扎堆聊天，就是不理他。老乡急了，大声抗议说，你们墙上贴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没想到售货员更急，用更大的声音说，你是人民吗？你能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法国作家纪德1930年代访问苏联，发现在那里，人不能用法语代表一个一个具体人的复数形式“des　hommes”表示，而要用加冠词的单数形式，表示抽象意义的“de　l’homme”，换成英语，就是只能people不能person，万一弄错了，一错全错。显然，在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在人民的概念下面，一个一个的人，是不存在的。虽然说那个售货员的强词夺理，没有人会公开提倡，但这种说法，其实按照当时社会主流的逻辑，并没有错，在本质上，跟我们那位高级官员对以人为本的解释，也跟当年的售货员，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然人们都知道，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但的确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敢说自己就是人民，白马非马，春秋时候的公孙龙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更没有人敢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如果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敢口吐狂言，无论多么根正苗红，接下来很可能变成非人民了。因此，每个宣称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可以把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更何况，革命话语中，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外面来个人，在没有验明正身之前，谁知道他是哪个阶级的，万一属于阶级敌人，服务错了，可不就有违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了吗？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民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围。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整完了那些老牌的阶级敌人之后，兴趣很快就转向人民内部，努力在人民里面搜寻异己分子，一个昨天还是人民范围内的人，今天只要变成了某某分子，或者有某某分子的嫌疑，那么就会被自动从人民中剔除。比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走资派等等，等等。要知道，这种从人民变为非人民的事，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说一句错话，发一个不当的梦呓，误把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都可能使自己产生质变的飞跃。每次运动都说整一小撮，百分之五，顶多百分之十，但一次次整下来，整到最后，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被整过的人，最纯洁的人民，已经不多了。*还没开始，四清运动，工作队到农村扎根子，找最纯洁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让这些人成为运动的骨干，结果找来找出，很难找到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不得不不断地搬家，最后只好大概齐就算了。最吊诡的是，这个从人民到非人民的转变，据说每次都是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
　　每个人民中的一分子，都可以随机在运动中变成非人民，那么人民就有点岌岌可危，因此，每次运动过后，都要甄别*，给一些看起来明显弄错了的人，部分恢复名誉，让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整错了，为了人民，娘打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一朝*，必定叩头谢恩，三生感激。可惜，这些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的人，无论怎样卖力表现，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肯定，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再次变成非人民。
　　面对人民群体的变动不居，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择不服务，绝对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自然，没有物资刺激的服务业，表现最为突出，无论上级领导如何加强教育，他们的服务质量只能一天比一天糟，饭店墙上贴上“不许殴打顾客”的标语，不是现代人的恶搞，而是当年的真实，打顾客的事，司空见惯，毕竟，打的不是人民，只有是可能暂时属于人民一员那个人，明天，这个人兴许就变成非人民了。同样没有物资刺激、但却大权在握的政府工作人员，面临同样的人，有同样的问题，自然，他们也会选择为抽象的人民服务，而排斥掉一个个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服务业看在钱的面上，已经开始服务于具体的个人了，但政府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却依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可想而知，如果最高当局提倡的“以人为本”，依旧是以人民为本，不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为本，那么，这里的“人”，就只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躯壳，一个随人摆布的概念，这样东西，无论如何，是做不了“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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