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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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杀声，拼杀得尘土飞扬。杜义德瞪圆了眼睛，大喝一声，扑向鬼子。想不到对方也格外的凶猛。挺着枪刺扑上来。“呀”的一声，刺刀已经向杜义德刺来。杜义德毫不胆怯地用刺刀挺上去。毕竟腿上带伤，已是迟了一步，鬼子的刺刀已经刺到杜义德身边。杜义德回手使劲一拨，鬼子的刺刀又割破了杜义德端枪的左手。顿时，鲜血喷涌而出。杜义德忍着疼痛，往前一跨，大吼一声，已经把鬼子吓住了，再挺枪刺向鬼子的胸口，把鬼子生生地干倒在地上。他从倒地死去的鬼子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咬牙缠住手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经过紧张的格斗，杜义德带领部队压倒了阻击的敌人，冲过封锁线，硬生生地在日寇的合围圈子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使后续部队也全部突围成功，转移到曲周东北地区。
想不到，新4旅机关和旅直属队在旅长徐深吉率领下向东北摇鞍镇转移时，却不幸陷入了合围圈。徐深吉不顾个人安危，命令11团迅速向南突围，自己指挥10团2营杀开血路，掩护旅直属队人员向东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骑兵杀向敌人，不幸中弹牺牲。集中到旅部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原10团团长陈子彬、原11团政委桂承志，也在突围中牺牲。新4旅在突围中虽然歼敌200余人，但是，却也伤亡了300多人。
各路合围之敌，每到一处就一村一村的“清剿”，一户一户的搜捕，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害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学生、无辜群众。在摇鞍镇，我军突围后，敌人一次就杀害了40多名被抓的干部和群众。在姚尔庄用刺刀挑死5名无辜的群众。但是，还是有许多抗日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干部和八路军伤员。
经过了这次大“扫荡”，新4旅也吸取教训，决定把部队分散活动，以便对付敌人的突袭和“扫荡”。
1942年，是日寇在华北军事行动最疯狂的时期。敌人华北方面军为了实现“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战略意图，在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4。29”大“扫荡”的同时，调集5万多日伪军，由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从5月1日起，对与冀南接壤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也就是日军华北方面军1942年《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中的“3号作战”计划。紧接着，又对冀南进行“铁壁合围”，被称作“6。11”大“扫荡”。
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6月，杜义德担任了冀南2军分区司令员，指挥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
冀南地处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缺少山区那样有险要地形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而且，既没有森林，也没有湖泊，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除了“青纱帐”（夏季高粱、玉米长高以后）起来的时候可以隐蔽活动外，其他季节部队的活动就很容易暴露。根据地被分割后，日伪军碉堡据点林立，目标十分显露。有的村庄偏远一些，距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5公里左右，近些的村落，可以说，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差不多抬头可见。敌人随时可以组织实施进攻、袭击。尤其是敌人的快速部队，顷刻间可以到达攻击目标，给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我军几乎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可能与敌人发生战斗。1942年，冀南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的2月里，28天就进行了大小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随时都会有战斗发生。战争的残酷和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损失，杜义德有时候也只是带小部队活动。有一次，杜义德只带领了1个排的战士出去行动。仍然碰上了敌人的“扫荡”。只好拼死突围。那一带没有“青纱帐”可以躲避。结果，只有警卫员和2名战士跟着杜义德突出重围。
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本身就是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杜义德常常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来鼓励部队坚持斗争。他说：“我们第2军分区要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堡垒。”
但是，怎样才能躲避敌人的突袭呢？为此，杜义德要大家集思广益，多想办法。最初，游击队和群众把靠近敌人据点的村落进行改造，堵塞敌人可以进出的通道，另外开辟隐蔽的出路。后来，又把村里的一些院落贯通，便于撤退或者进攻，并在适当的地方搞一些隐蔽的射击口。
7月流火季节，杜义德带领军区的小分队和部分干部在村里活动，正在和村干部开会，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突然出动。“嗖、嗖”的枪声，掠过村子上空。
杜义德正在听取村武委会主任的汇报。听说敌人突然包围村子，杜义德拔出手枪，命令部队准备作战，掩护村干部和老乡突围。随行的军分区干部汪乃惶说：“司令员，我们对突袭的敌人不摸底，不如立即撤退。”
杜义德生气地说：“都像你那么怕死，遇上敌人就跑，还算什么八路军。”汪乃惶委屈地说：“司令员的安全重要，还是想办法跑出去。”杜义德更火了，大声呵斥说：“往那跑？跑你个鬼！老子打仗从来不怕死。准备战斗！”
一场拼命流血的战斗迫在眉睫。村武委会主任对杜义德说：“司令员，我带部队占领有利地形。”于是，由武委会主任带路，杜义德一行紧跟，东转西转，穿过曲折的院落，一溜烟儿已经到了村后。那儿并没有敌人伏击，不远处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青纱帐。武委会主任握住杜义德的手说：“司令员，你们从这里撤退，敌人是例行‘扫荡’，并没有发现部队，群众也不会有问题。我马上去村里安排群众。”说完，硬把杜义德推过村边的最后一道土墙。杜义德无可奈何，只好率领部队从村后撤退了。
打惯了硬仗的杜义德对此大为赞扬，他说：“这么一搞，像个‘迷魂阵’，我们自己都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用说敌人了。如果把所有的村子都进行改造，既能打，又能撤，那就等于有了平原上的堡垒和天然工事，部队的活动就方便多了。”
杜义德立即指示在全军分区进行“改造村形”，而且吸取原有的和外区的经验，把村庄的村形、街道、院落等等都加以改造。一是堵街口胡同，二是贯通院落，三是构筑隐蔽射击口，把一座座平原村庄变成一座座地上“堡垒”，既可在村内进行伏击战，又可以方便部队和群众转移，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为了防备日伪军的“扫荡”，杜义德指示部队帮助群众“坚壁清野”，“挖个洞子把粮食藏起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躲人。”2军分区的部队到了各村就帮助群众挖藏粮洞。无意中，有的街坊邻居把紧挨的洞子挖通了。大伙一琢磨，这样还真有好处。日伪军来“扫荡”，既可以藏粮，又可以躲避。部队把这个办法报告给军分区。杜义德听了，觉得是个好办法，就指示其他部队帮助群众挖洞的时候也照着办，把改造村形和挖地道结合起来。结果，家家户户的藏粮洞越挖越长，成了地道，又和邻村的地道接起来。日寇来“扫荡”了，群众就从隐蔽的地道口钻进去，跑到邻村去躲避。部队和游击队也可以转入地道机动活动，并且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出击。地道和“改造村形”结合起来，村子就成了“迷魂阵”一样。敌人进村、出村只能走一条路。进入村子后，人生地不熟，村子里几个方向的出入口都被堵死，不仅使敌人行动不便，连方向都辨别不了。村里群众却人熟地熟，各家各院畅通无阻。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随时进入地道，村子里顿时连个人影都不见，好象是“无人村”一样。这样一来，敌人在村子里找不到人；抗日军民既可以坚持村内游击战，又方便了群众和部队在必要时安全转移，有效地保存自己。
在杜义德领导下，第二军分区创造了把改造村形和地道战结合起来的好办法，有力地打击了轻易进村“扫荡”的敌人。这一创造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肯定，立即在冀南全区推广开来。
杜义德领导的第二军分区毗邻较早开展地道战的冀中地区。杜义德亲自去冀中考察，指示军分区总结本地和外地的经验，进一步改进地道布局。在斗争实践中，二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开动脑筋，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更加有效打击敌人的地道战。他们把入口、出口、通气口加以改进，搞得真真假假，用以迷惑敌人。群众还发明了隐蔽的了望孔、卡口、陷井等等，既可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又可以防备敌人灌水和烟熏、放毒气。在滏阳河东，还挖了以彭家庄为中心与周围几个村庄相通的连村地道，一村有敌情，几个村的民兵游击队互相接应，配合作战。有一天拂晓，杜义德正在村子里召集武工队开会，日军突然出动，包围了村子。杜义德立即指挥大家在区长的带领下进入地道。想不到，日军在搜查中发现了地道口，就逼迫老乡下去找八路。杜义德要大家作好战斗和地道转移准备，同时，吩咐下去的老乡上去对日军说：“八路大大的有。”地道里的武工队员也向日军喊话：“小鬼子下来吧，我们在这里。”日军吃过苦头，哪里敢下去送死。又让老乡下去“劝降”。下去的老乡都从地道里跑了。日军没办法，到处乱挖乱通，折腾到天黑，又怕挨打，就撤回据点去了。日军无可奈何地说：“八路在地下活动，我们扫荡的不行。”
在肥乡一带，最多有8个村子的地道连成一片。最长的地道有2万多米。这些地道，易进易出，能打能守。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方形的、椭圆形的，也有“井”字形的、“T”字形的、“S”形的，通道都是弯的，以防敌人直射。大的地道还可以办公、开会、储藏物资。挖地道成了在平原地区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游击战的好办法。地道战在冀南全区推广，八路军、武工队由地上斗争转入地下斗争，再把地上、地下斗争结合起来，利用房上的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连接村里的地道和原野上的道沟，形成了打击日军的立体战场，有力地打击敌人，坚持和发展了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使日伪军队大伤脑筋、闻风丧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神出鬼没，这成为冀南抗日军民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6月2日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为适应冀南斗争的严重形势，根据129师指示，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撤销旅的番号。新7旅与六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副司令员夏祖盛，政治部主任董启强。六地委书记文建武兼，专员郭鲁。新8旅与三分区合并，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副司令员孔庆德、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三地委书记乔晓光，后肖永智，专员孟夫唐。新4旅11团与四分区36团合并（4旅机关与四分区机关11月中旬合并），新4旅改辖771团、20团和骑兵团。四分区司令员范朝利，副司令员雷绍康，政委王任重兼，副政委钟汉华，参谋长郑行衢，后周光策，政治部主任季铁中。四地委书记王任重，专员肖一舟。
1942年11月20日新4旅机关和四分区机关合并，撤销新4旅番号。新4旅旅长徐深吉任四分区司令员（四分区原司令员范朝利调任五分区司令员），雷绍康为副司令员，钟汉华为政治委员，郑行衢为参谋长，袁鸿化为政治部主任、季铁中为副主任。红军团771团归四分区指挥。
1942年1月8日新4旅统计：主力自去年12月4日至今年1月8日，在二分区先后遭敌数次合击，部队伤亡失踪500余人，损失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1月15日129师颁发整训命令。根据中央军委“精兵简政”精神，129师颁发整编命令，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去，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入学深造，以保留骨干力量。
4月29日“4；29”铁壁大合围。敌为摧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日军第5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8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3万余人，经过充分准备后，于4月29日采取突然行动对我六、四分区地区进行大合围。在六分区武北地区的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以及新7旅旅直、21团、特务团、骑兵团等机关部队被合围。军区及地方机关在部队的掩护下，大部冲出合围圈，小部非战斗部队及部分地方机关人员被冲散，牺牲300多人，被捕多人。与军区被合围的同时，四分区及新4旅于威县南和邱县北东目寨、摇鞍镇一带被敌合围。771团及11团的几个连，及时跳出合围圈，未受损失。其余部队与敌激战后，分路突出重围。在突围战斗中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4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原11团政委桂承志（在旅部等待分配工作）、原10团团长陈子彬（在旅部等待分配工作）牺牲。此外还牺牲了一些地方干部，如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王一夫、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等。“4；29”铁壁大合围后，冀南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地缩减了五分之三，较大片的地区，仅有六分区的枣强南地区，二分区的冀特区，四分区邢济路南的临清、邱县、广宗一带，三分区邱县、馆陶、曲周边界。抗战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地方党的支部垮了近二分之一，大部分村政权成了“两面政权”，完全资敌。军队和游击队的减员也很大，冀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6月2日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为适应冀南斗争的严重形势，根据129师指示，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撤销旅的番号。新7旅与六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副司令员夏祖盛，政治部主任董启强。六地委书记文建武兼，专员郭鲁。新8旅与三分区合并，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副司令员孔庆德、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三地委书记乔晓光，后肖永智，专员孟夫唐。新4旅11团与四分区36团合并（4旅机关与四分区机关11月中旬合并），新4旅改辖771团、20团和骑兵团。四分区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