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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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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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1）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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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2）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
美食
六队的粉坊，是一年一度到刨了红薯以后才开张的。具体的做法是，队里留足了群众的口粮，把多余的、刨伤了的、个子大的红薯全部拉到了粉坊院子里。开始打粉前，劳力们抬着红薯到河里，把盛满红薯的筐子放在水里，用破笤帚把子，使劲地捣，捣去泥土，也捣去了一部分红皮。又抬回粉坊院子里，用石碾或者石臼破碎，对上水，放在吊单里反复冲吊，好像吊豆腐一样，流下来的红薯汁液，经过沉淀，就澄出了粉芡。这些粉芡用吊单包起来，成了四五十斤重的粉蛋。
做粉条时，最累人的活儿是和粉面，一群壮劳力围着一个大缸反复捶揉，把粉面和成很筋的粉面浆，挖出一团就可以下粉了。
在一口开水大锅处，粉匠站在锅台上，拿一只下面钻有指头粗细几个圆孔的大瓢，在上边不停地捶打瓢把子，银丝一般的粉条就顺势流在了大锅里。站得高一点，下出的粉条就细一些。一边另有人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用一根竹竿挑着，找地方晾晒。每打一瓢，就完成一扇粉条。
下粉条一般是在下午进行，因为下好的粉条可以通过夜里冻成一块儿，第二天，敲打一下，把掬出来的冰敲掉，粉条就更加容易晾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下粉条的人可以先吃到新鲜的粉条。在锅里剩下的碎粉条，他们捞出来，用清水漂一漂，加上蒜汁、辣椒糊就可以食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用红薯粉芡做成的粉条发黑，人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在做粉条前，先把粉蛋用“龙黄”（硫磺）熏蒸一下，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发白透亮，很好看。其实这样做，降低了粉条的质量，吃起来还有一种怪味，要是现在，食品卫生部门肯定不允许这么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很普遍。六队的粉坊是他们的副业，正如六队里群众说的，“货卖一张皮”，白粉条确实比黑粉条好销售一些。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食品叫热豆腐。每当到了年下，“二十五，磨豆腐”，一盘水磨几家轮流磨。流下来的浆就用吊单吊出豆汁来，放在锅里煮沸。煮豆汁的时候，豆汁上有一层沫，可以用油渣子和黄豆秆灰掺在一起，熬成“煞沫油”，泼在豆汁上边，豆沫就去掉了。熬开的豆汁，起在培有热灰的瓦缸里，一边用一个长柄勺子向上提豆汁，一边把按照比例调和的石膏水朝沸头浇上去，再少搅几下。这个过程很有技巧，因为搅的时间不可太短，太短了豆腐太嫩，不容易出浆，太长了，豆腐变老，出不了多少。焖上一会儿，用筷子扎上去直竖竖地不倒了，就可以起出来压成豆腐。
在做豆腐这一段时间内，小孩子们一直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