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恩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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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天的刘海粟正陷在模特儿事件的争端旋涡中，虽然身遭军阀的威胁恐吓，但在文艺界却博得了文艺斗士的美誉。而刘海粟与蔡元培私交甚笃，按说没有理由不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梅花会”。刘海粟为何没来，至今无据可考。
纷纷扰扰历时十年的*模特儿风波在1926年结束，原本以为能清清静静投入教学与绘画的刘海粟旋即又遭遇了又一场风波：*。
上海美专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颇具规模。正当全校师生们积极筹备美专校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又把刘海粟推到了风口浪尖。
1926年11月下旬的一天，西画系主任王济远正在上课，外班的一个名叫朗应年的学生擅自走进教室与班上一个同学讲话，旁若无人，王济远忍无可忍，喝令朗应年出去，朗应年不服，与王济远发生激烈争执。
朗应年在学生中间有些影响力，与王济远结怨后就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会，要求学校开除王济远。学校不能容忍这样无礼的要求，开除了以朗应年为首的三个学生，学生会组织学生罢课，王济远愤然递交了辞职函。事情越闹越大，不得已学校只好提前放假。但是这个决定又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有一部分对美专不满意的老师随即带领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新华艺专。走了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上海美专的元气大伤。
第二年开学时，去新华艺专的学生又要求返校，与校方发生冲突，事情演变愈来愈厉害，刘海粟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
关于1927年学生风潮的事件起因，刘海粟在时隔几十年后说，起因是潘玉良。在一次电视采访时，刘海粟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生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
学生退学风潮还未平息，上海又迎来了白崇禧部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一时间，上海陷于刀光血影、一片恐怖之中。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的“学阀”名单中。在黄炎培的劝说下，刘海粟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1919年，刘海粟曾经游学日本，这一次是流亡而去，心情大不一样。不过在日本，刘海粟遇到了同样流亡天涯的旧友、美专教员王济远，画家张善子，著名诗人柳亚子等，生活倒也不寂寞。
柳亚子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和刘海粟在日本街头相遇的情景：
1927年，我在日本东京市外井之头公园中，第一次遇到了他，却大家都在过着亡命的天涯。这时候的当局者，大概嫌我的思想太左倾了，以为是有什么嫌疑之类；而对于海粟，却又认为太右，加以“学阀”的头衔。做人是这样的不容易吧，我们一见面就笑起来。于是谈政治，谈文学，谈到拜伦，谈到曼殊，很是津津有味的。酒酣耳热之余，我便写了两首旧体诗送给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海粟出国游学（2）
相逢海外不寻常，
十载才名各老苍，
一卷拜伦遗集在，
断鸿零雁话苏郎。
白衣送酒陶元亮，
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劝君钳口好，
人间鸡犬尽淮南。
刘海粟拜访了第一次来日本就认识的著名画家小室翠云，后来又陆续认识了日本画坛的桥本关雪、满谷国四朗等人。在日本两个月时间，收获颇丰，在朝日新闻社做演讲，并做了一个很隆重的画展，“刘海粟”这三个字便在日本画坛上响起来。
1927年8月，国内形势好转一些，在蔡元培的信件催促下，刘海粟渡船回国。他向蔡元培提出想要出游欧洲学习的愿望，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刘海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不仅仅为他提供了留学名额，还为他谋到了学院特论员一职，每个月有160元的收入，一下子帮刘海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刘海粟很感动，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屡蒙我公嘉惠提携，窃以为生平大幸。尝自傲曰，生平无师，惟公是我师矣。故敬仰之诚，无时或移。今更蒙许由大学院派赴欧洲研究，足见先生爱我之切，亦无时或易也。感激之情，更非区区楮墨所可表于万一。并希望此项使命形式先期发表，俾晚早日收束国内琐事，以决心渡欧也。
1929年2月，刘海粟携第一任妻子张韵士、儿子刘虎赴欧考察，同行的还有画家张弦。在欧洲，刘海粟认识了早他两年来欧洲的傅雷，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傅雷法文基础好，成了他的法文老师继而是左膀右臂。这段时间，刘海粟创作颇丰，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他临摹了很多著名画家的杰作，比如，伦勃朗的《斐西芭的出浴》以及凡高等其他印象派的作品。
1929年9月，刘海粟在傅雷、张弦等好友的鼓励下，将《前门》一画送往法国秋季沙龙参展。后来，他的《森林》、《夜月》等四幅画又在蒂勒里沙龙参展。在欧洲，刘海粟与傅雷一道，游历了很多地方，他们一起乘火车去凡高苦难人生的最后驿站奥弗凭吊，与傅雷、张弦又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和其他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巴黎风光无限，在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奔赴德国讲中国画学，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其中《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买。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教授写序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时年35岁的刘海粟第一次在欧洲被冠以艺术大师的称谓。
1931年9月，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朋友傅雷、张弦一起离开巴黎，回到上海。此次欧洲游学，刘海粟可谓收获丰厚，他带回了大量作品，其中，《巴黎圣母院夕照》、《塞纳河》、《卢森堡公园》、《卢森堡之雪》等代表作均出自这一时期。尽管在赴欧之前，刘海粟就认识并接受了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但他还缺乏对西方艺术近距离的品评与观摩，缺乏真实的接触，为期近三年的欧游，使得刘海粟弥补了这一缺失，并且，置身于西方艺术世界，更为有力地促使刘海粟去反观中国文化。可以这样说，刘海粟此次欧游，奠定了他此后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艺术之路的基础。
大师初长成（1）
刘海粟的欧游之行，奠定了他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后印象主义风格愈来愈明显。30年代之于徐悲鸿，也是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具有传世经典的作品都在30年代蓬勃而出，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明确地预示了他此后的写实主义路线。
徐悲鸿于1927年9月从法国经新加坡乘船回到上海后不久，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听说徐悲鸿欧游归国，选派了叶季英、吕斯百、徐风三位学生到上海拜访徐悲鸿，诚恳地邀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艺术专修科，后来更名为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接受了邀请，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因为他居住在上海，每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答应了。
徐悲鸿的好友田汉，当时正在与欧阳予倩等人一起筹备南国艺术学院（又名南国社）。田汉兴致勃勃地让徐悲鸿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的画科。这样，徐悲鸿就半个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半个月在上海的南国社任课。
田汉在南国社为徐悲鸿专门辟出了画室，在南国社任教的半个月内，徐悲鸿整日泡在画室里，在这段时间里，徐悲鸿创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于徐悲鸿在上海期间天天泡在南国艺术学院里，很少着家，引起了妻子蒋碧薇的强烈不满。蒋碧薇对田汉一向无甚好感，认为田汉不务正业，而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是义务教授学生画画，这也是蒋碧薇不愿意徐悲鸿留在南国社的原因之一。有一天，趁着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课，蒋碧薇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画室中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并告诉南国社的人，徐悲鸿要去南京常住，不再来南国社任教。
徐悲鸿从南京回来，得知这一状况，对妻子的做法非常生气，但没什么办法，也不好意思再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的中途离去，曾经引起田汉诸多责怨，田汉在总结南国社工作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他说：“相约奋斗到底的徐悲鸿先生在我们为着他的‘光荣’奋斗的时候，已安排脱离我们的战线了。这因悲鸿先生似乎本没有一种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他不过同情我个人所谓‘精神’又多少为敏而好学的青年所动，所以他参加的动机是感情多于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变化，他自然得脱离我们的战线了。他之脱离于南国艺术运动自然有多大损失，而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田汉应该并不知道从南国社画室搬离是蒋碧薇一个人的决定。不过，误会并未持续多久，这两个思想、志趣相投的朋友不久又重归于好了。
但是蒋碧薇与徐悲鸿之间的裂痕，开始愈来愈明显。
徐悲鸿的画室搬离南国艺术学院之后，遂蒋碧薇的愿，将家搬至南京中大的宿舍内，3年后，在各方好友的资助下，徐悲鸿与蒋碧薇在南京傅厚岗盖了一幢雅致的小洋楼。蒋碧薇原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对生活质量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自从逃婚跟着徐悲鸿东渡日本、西去巴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贫寒交迫的生活。如今，徐悲鸿在国内声名鹊起，而她也将理所应当地开始分享丈夫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
蒋碧薇将傅厚岗的小公馆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布置，在前后院都种植了自己喜爱的花草植物。徐悲鸿也终于在自己的家有了一个画室，这间画室完全按照徐悲鸿的作画需要定做，深三丈，阔二丈五，高一丈六，整个画室宽大阔朗，前有绿草茵茵，后有华盖亭亭。历时八载学成归来，又舟车劳顿在南京、上海高校之间奔走，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室，徐悲鸿应当安心作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师初长成（2）
但他和蒋碧薇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表面上看，徐悲鸿与蒋碧薇情感裂痕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徐悲鸿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名叫孙多慈的聪慧美丽的学生，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造成的。在安徽学生孙多慈出现之前，两人之间就已经有了不可愈合的鸿沟，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日后的分手。
在南国艺术学院的近3年间，徐悲鸿绘制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相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众人的性命，只带了两个人来见刘邦，但在离京三十里的地方自刎身亡。岛上的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赴海自尽。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徐悲鸿做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开始在我国横行，徐悲鸿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 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忧伤，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人物形象鲜明饱满，整幅画面呈现出了强烈的悲壮气氛。两千年前司马迁“莫能图”的遗憾终于有人完成了。
1932年9月，徐悲鸿与颜文梁在南京举行联合画展，参展作品中有《田横五百士》，这幅油画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诸多美术界、文化界人士的侧目。徐悲鸿将西欧古典传统的构图法与中国历史人物相融合，在构图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使得整个画面充实、均衡、雄浑有力。更为重要的是，画面中寓意着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深具现实意义。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八年，对写实主义的极度推崇以及他个性上的偏执，让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法国学院教育的系统训练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写实的技巧和方法，在绘画技巧上，提倡用西方技艺改良中国绘画。在艺术创作上，徐悲鸿尝试着结合19世纪欧洲浪漫现实主义、学院现实主义和中国古典绘画技巧而成的写实道路，创作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文学故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古典主义题材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脱离了前人画中惟其求美的局限，让绘画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徐悲鸿欧游归国后，又先后在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艺术探索与教学领域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刘海粟则早在1912年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我国艺术教学上大力提倡使用人体模特儿进行写生实习，并为此与封建卫道士展开近十年的漫长战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