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恩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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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女学？分办之后，主持者亦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徒多耗去一组经费。经过几次精详谨慎的讨论，决定今年开始全部开放，不另设女学。将女学校址改为第二校，含高等师范科。
三、男女同学时期。由于美专男女同学激起两性的竞争。许多男学生，因成绩不如女同学，就在羞愧的同时发奋用功；许多女同学也不愿甘居人后，因而格外奋发。从外面的举止上看，也因着男女同学，在举动、言语、态度方面格外谨慎坚忍。还有一种特异的现象，就是平时一二比较轻浮一点的学生，自从男女同学之后，处处都自己检束起来，这实是受了女同学的感化，也许是男女同学带来的变换气质的益处。这种情况女同学也有。比如，我国过去对女子多提倡病态美，每显出弱不胜衣的样子。本校野外实习一项，常常要徒步行路，少则一二里，多则五六里，柔弱女子就经不起这种劳苦。但现在就大大不然，一般女学生最初试行野外实习时，无不叫苦连天，但无敢中辍者。她们以为男生就是靠了这样的跋涉方有这样的野外成绩，就不得不去奋斗努力，相习既久，也就不觉其苦。这种生活慢慢地增进了女生们的健康。至于学生行为方面，自男女同学以来，并无消极行为发生，在教室中因学问上的接触都极为自然，绝无越轨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刘海粟详细列述了上海美专招收女生之始与男女同学出去写生实习等诸般情况，将首届招收女生的姓名都一一列举，其中包括刘海粟的八姐姐刘慕慈，但却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年谱》的着者袁志煌为此专门访问了上海美专的第一届插班女生刘苇和荣君立，都证实说与潘玉良是同班同学。
为什么潘玉良明明是第一届插班女生学生而刘海粟并未将她列入《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呢？盖因当时潘玉良是青楼女子出身，中途被迫退学，其时潘玉良也未曾有什么影响，刘海粟当然不愿意提及她了。而自己亲手将潘玉良的名字写入上海美专的招生名额中这个说法更是离谱。
后来，这个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多了，流传于世的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的故事也多了，比如说，当时因为青楼出身，潘玉良整天生活在别人蔑视和嘲笑中，为了使潘玉良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刘海粟劝她去法国留学。又有一种说法是，在她学成之后，又毅然聘请她回美专担任绘画研究所系主任和教授。1949年之后，刘海粟也曾给又去法国留学的潘玉良写信，告诉她时代已经变了，希望她回来，但是，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被打成右派后，又决定不回来了，直到客死他乡。
《画魂》潘玉良与真实潘玉良的差距（4）
诚然，潘玉良是在1921年出国，回国后曾在上海美专任教，但在几十年后，这些经历都和刘海粟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或许，这连潘玉良本人都未曾想到。
写《潘玉良传》的作家石楠也曾经表示过，在《潘玉良传》出来之前，刘海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和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跟潘玉良有什么交情。反倒是小说出来之后，刘海粟主动去找的她。石楠也明确表示过：“他（指刘海粟）跟潘玉良这段事情是我创造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允许创造的。我写《潘玉良传》只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从来没有闪过念头，要用它去巴结刘海粟！”
潘玉良几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刘海粟的修饰，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好在，她留下了几幅堪称精品的《自画像》，从中我们还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玉良。
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这在旅法画家的回忆中都能看得出来。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慕群曾经说过：“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潘玉良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据说，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潘玉良常常唱戏，以解思乡之苦，著名作家冼星海曾经给她伴奏过。
著名画家刘苇即倪贻德夫人，是潘玉良的同班同学，在刘苇的眼中，潘玉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后来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性格刚烈的潘玉良当即赏了对方一个耳光。
具有“另类才女”之称的作家苏雪林在留法期间，和潘玉良经常来往，她记述了潘玉良的一段往事：她的新作刊出后，送了一本自己的着作给方君璧，没有给潘玉良送，潘玉良知道了就找她质问：“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潘玉良是一个性格大方、朴实率真的人。留学法国学成归来后，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专和北平国立艺专授课，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美术教育上。她在授课之余，勤于绘画，举办过几次画展，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也属于风云人物。
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画展开幕，徐悲鸿特地撰写了《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一文，发表在《中央日报》报纸上，在文中，徐悲鸿对潘玉良的画作给与了很高评价：
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岳黄山九华……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徐悲鸿盛赞了潘玉良的人物创作：
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不若鄙人之多好无成，对之增愧也。
由此可见，徐悲鸿对潘玉良的评价之高。但也是在那次画展上，潘玉良所展出的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对嫖客的颂歌。”这让潘玉良很受打击。虽然已经走出烟花巷十几年，但在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依然常有流言蜚语萦绕耳畔。
1937年，潘玉良再次挥别故土，来到法国。刚到巴黎不久，就听到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消息，潘玉良怀着一股悲愤之情，以李清照为原型，连夜做了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表达自己对国土沦丧的愤慨之情。
后来的潘玉良，几次想回国均未成行。在吴冠中的自传《我负丹青》一书中说，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对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绘画深感不满，坚决地表示，如果中国美术教育还是徐悲鸿领导，那么她就坚决不回来。但是至于为什么两人关系交恶，原因不详。后来，徐悲鸿去世后，潘玉良也想过回国任教，但其后爆发的“*”又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年的潘玉良境遇凄凉，终日在阁楼内作画，1977年病逝于巴黎，安葬在艺术家公墓中，在她的墓碑上，用中文镌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1984年，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远涉重洋，被运回上海。之后这批遗作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入库，总数达到4000多件，其中包括油画、彩墨、国画、素描、速写、雕塑、版画、雕版。因为潘玉良一生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所以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其中。
后来，潘玉良的一小部分私人藏品流于市场拍卖。80年代，伴随着刘海粟的名声日隆，“潘玉良”热开始迅速升温，这也使得潘玉良画作拍卖价格节节攀升。除了那幅《自画像》拍出高价外，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会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902万的高价摘得此次拍卖会的标王。
潘玉良与刘海粟，两个原本生活很少有交际的人，却在一部《潘玉良传》之后被绑架在了一起。潘玉良的经历与故事被过度阐释，刘海粟在潘玉良的成功道路中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两个人主动或者被动地制造着画坛的泡沫。
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故事还在继续，争议继续存在。大浪淘沙，历史的浮尘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冲刷，唯有他们的画作，静静地留存于世间，任人评说。
徐悲鸿是“美盲”吗？（1）
近年来，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绘画遭遇到美术界其他学派的批评，认为写实主义是阻碍中国绘画向前发展的阻力之一，其中，尤其以吴冠中为重。长期以来，吴冠中对徐悲鸿的艺术主张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将写实主义绘画独霸中国美术归罪于徐悲鸿所为。
2007年吴冠中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再次抛出重磅炸弹，认为徐悲鸿是美盲。一石激起千层浪，美术界又掀起一阵议论之风。
吴冠中，中国现当代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留学法国，1950年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调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1956年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1964年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吴冠中早年师从林风眠，作品风格深受印象主义影响。近年来，吴冠中的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频频拍出高价，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当代画家之一。
吴冠中深受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直言不讳。比如，在2008年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提出，应当撤销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国家各级画院，认为，“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此言一出，又将他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里，对吴冠中提出撤销美协之类的提议抛却不谈，仅仅想探讨一下吴冠中所谓的“徐悲鸿是美盲”这一观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冠中说：“他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后来，《南方都市报》就此话题采访了徐门弟子杨之光，杨之光说：“如果我见到吴冠中先生，我就要劝他：笑笑吧，算了吧，不要去算这个老账。”所谓的“老账”，掺杂着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当然也有个人因素在里面。
众所周知，吴冠中一向对徐悲鸿不感兴趣，这在他的自传《我负丹青》中就有过描述。从国外留学回来，吴冠中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吴冠中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虽不掌握独聘教师的特权，但他对人处事仍不失解放前的规格，新教师来，他出面请客。董希文陪着我到东授禄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幸而徐先生请了另一位客人赵望云，他们像是有事商讨，这就缓解了董希文的尴尬。席间，菜肴很新鲜，女主人廖静文指着清蒸鱼介绍：这是松花江的白鱼，刚送来的。此后，我很少见到徐院长，我到院只在自己的课室里与同学交流。
吴冠中在中央美院待了3年，于1953年被调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关于此次调离，吴冠中是这样说的：“整风后不久，人事科长丁井文一个电话打到大雅宝胡同宿舍，通知我清华大学建筑系聘我去教课，让我办理调职手续，手续简便之极。”后来， 吴良镛告诉吴冠中，是因美院以教员互调的条件，要调清华的李宗津和李斛到美院专任，因此将吴冠中调过来，“吴良镛知我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过4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而美院正愿送瘟神，谈判正合拍，我披上昭君之装出塞了。”吴冠中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徐悲鸿是“美盲”吗？（2）
不过，几年前，我从曾经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人事科科长的丁井文那里却听到另外一个版本。丁老说，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实行的是打分制度，实行末位淘汰，因为吴冠中在讲课中讲不出来什么东西，自己的素描画得不好，学生不满意他，因此给他打了一个最低分，就这样他调离的中央美院。
杨之光所谓的“不要算这个老帐”不知是不是将这件事情包含在内。即便是抛开个人恩怨，仅从艺术观点而言，吴冠中是从批判写实主义的一个极端走向了自己圈定的另外一个极端世界。
吴冠中小徐悲鸿20多岁，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可能不对徐悲鸿为何如此倡导写实主义的背景无所了解。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重创，甚至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社会进步精英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洋为中用”和“师夷长技”理论深入人心，从蔡元培到陈独秀，再至鲁迅，他们都认为拯救国家命运必须开启民族心智，科学和理性成为脱昧的唯一路径。在这种背景下，徐悲鸿所选择的写实主义理性绘画主张，受到进步画界的普遍欢迎与支持。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具有强国工具色彩，它与前苏联文艺美学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解放后，在特定的历史及政治环境下，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大行其道不足为奇。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是情有可原的，但如若因此就否定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以及绘画思想就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