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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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责任，谭廷襄便落了个“不为备”的罪名，撤职罢官，远戍军台。
入侵者额尔金这样评价中国的军事状况：“只需二十四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话虽夸张，亦见中国之弱。
大门一开，二门就容易进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据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来天津谈判。若不响应，则进击北京。
敌人打到家院，咸丰帝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这议和，还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咸丰帝又召见前文渊阁大学士、现已革职为工部员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衔，派赴天津参与议和。业务分工为：谭廷襄主“剿办”，耆英主“议抚”，恩威兼施，驾驭外夷。岂知英国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细，年轻的英国翻译李泰国，即霍雷肖？纳尔逊？莱（Horatio Nelson Lay）一顿羞辱，将他骂出会场。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这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之约草签后，大臣论劾，咸丰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为罪，赐耆英自尽。？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岂在今日！杀一朽臣，咸丰帝亦无以谢天下。
天津议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弱国无外交，败势无平等。桂良、花沙纳二人纵有天大本领，他们也扭转不了强梁世界对一个弱国的欺凌。议和前，清政府是霸气十足地拒绝接触；议和时，他们则是奴颜婢膝地一律应允。
四个列强国家，英、法唱白脸，美、俄唱红脸，一唱一和，给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启蒙课。这堂课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国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借着英、法的船炮在中国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领土利益。事过百年，当英、法、美的条约利益消解为零的时候，俄国人的条约利益堆积成中国人永远的疆土丧失、永远的痛！
咸丰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签约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纳才将条约文本进奏咸丰皇帝。无奈中，咸丰帝在每一件条约文本上朱笔御书“依议”二字。
一一扫视，《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42款，补遗6款。四约合计，共147条款。择其大端，主要为：
一、 各国公使常驻京师（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
二、 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新的通商口岸。
三、 外国人凭“执照”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 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中国不得过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讼，须在领事官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审”。
五、 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 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
七、 鸦片允许进口，征税销售。
俄国除享有与英法美同样的利益外，还在《中俄天津条约》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风徐徐，乘着退潮水浅，何伯将军命令大约600多名英国士兵和工程师赶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军设置的水中障碍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则默默注视着洋人的活动。
半天过去了，双方相安无事。
过午，正当参与清障的英军士兵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奋力移动时，大炮响了，炮弹落在英军人群中。另一批炮弹则飞向了海面不远处的英国旗舰。
这一次，是中国人先下手，英国人仓促应战。炮战到黄昏，英法美兵船退败，他们的损失是：沉炮艇三，伤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伤。中方的损失是：直隶提督（从一品）史荣椿、大沽协副将（从二品）龙汝元以下36名将士阵亡。史家说战，谓“英将卜鲁士率兵舰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英人不得已求如沪约。”？輦？輷？訛 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战斗骑兵与步兵基本未动，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偷袭或突袭成功。王辏г恕抖佬幸ァ芬皇婕按蠊量谥健！暗刍既阂橄驼交ゴ郁А４途谱Ｕ绞ぃバ牡每臁：蘸彰踅兄缌贩颉Ｈげ荒芪洌羁帐刂辍！蓖跏吓郎跏ぶ晃洌蚣丛谏跤昧似酢８檬⑽剑骸耙闹廴耄卤手唬骸帕芬病！胶酰俊唬骸颈杆痢！排醢苍冢俊唬骸恢病！谑前巫比耄谄穑鞒疗涠埃鹌涠埃溆嗍俺隹谌ィ６０栋朐兀蚵硐奥秸健！北谎嵴窳智叱跏卮蠊量冢匆哉┦跬幌檬帧�
不论如何定性，大沽口胜利都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最大的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欢庆。消息传到伦敦，朝野震动。而当咸丰帝与满朝文武沉醉于对中国军力的乐观估计中时，英国出于报复，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远征备战。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胜利中。他一生也不会认的账是：
大沽口的突袭战，至多是一次战术胜利；除了暴露中方的军事实力、显示中方的信义缺失外，这种战术胜利还导致了中国的战略颓势。
关于“信义”的话题，过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权利对侵略一方施以严厉谴责的单方面话语。历史文献披露，事实并非如此。
叶名琛不守“信义”，已获证明。
耆英不守“信义”，以两面手法办夷务亦有铁证。
基于与清朝夷务大臣的来往经验，英国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诸多承诺，这也是见于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君臣的言行为例，人们并不难发现愚弱者的狡猾善变，要“天”许半个，翻脸不认账。
例如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载垣至天津双港军营视察，当谈到上海修订关税谈判已经结束，今年洋人还要入京换约时，载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仍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所为。”“悄悄击之”，就是突然袭击；“乡勇所为”，则是死不认账。两个多月后僧氏对英军实施突袭，原来是按朝廷秘密指示办的。
而那位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主持了上海关税修订的钦差大臣桂良，对“条约”的约束力也视同儿戏。天津签约时，桂良对咸丰皇帝说过如下“名言”：
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真凭实样，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外交条约，当做戏言，这样的全权大使，有何“信义”可言？
如果再细究一番，桂良的主子咸丰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义”的。反反复复的言行太多了，所以这让英、法等国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咸丰十年春天，英法联军大举报复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了上海一带的安宁，苏松太道吴煦私自与英国商人商谈，拟订停战条件。而一再与太平军交战，丢了常州又丢了苏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此时亦退保上海，出于借洋兵以抵抗太平军的功利目的，他也与英法方面接触。英法使臣照会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约，当即罢兵。何桂清上奏朝廷，咸丰帝严加拒绝，不但不准谈判，而且将咸丰八年的天津订约全部赖帐。咸丰帝曰：
卜鲁士首先背约，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前此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如彼自知悔司，可于前议条约中，择道光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这是咸丰皇帝的心里话。既惑于敌情，又昧于信义，自以为是，张大其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昏话。
咸丰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联军从广东北上，开始了复仇之旅。联军首领仍然是额尔金勋爵，同行者为法国全权代表格罗。他们带领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军舰119艘（其中法舰40艘），补给运输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连、烟台，并以大连、烟台为前进基地，封锁渤海湾，对大沽口形成钳形包围态势。
经过临时增调，大沽、天津一线清军守卫部队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对比，基本上为一比一。英法有坚船利炮，清方有炮台之固，虽在火力上英法联军占有优势，如果清方坚守还击，即不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