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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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禁又喜又怕，答道：属下一定会拼死效犬马之劳！
朱博便严肃告诫他道：不要对别人泄露你我今天的谈话。你如果在外面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尚方禁从此便如报救命之恩一样效忠朱博。他夙兴夜寐，侦察部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情，甚有成效。朱博便擢升他为县令。
过了许久，朱博召见当初收受尚方禁贿赂的那位功曹。他关上房门，痛责其受贿之罪。然后又扔给他一支笔，让他自己记下一句话：累计收受一钱以上，不得私吞；敢有半句假话就砍头！
功曹惶怖，便坦白其奸赃，无论大小均不敢隐瞒。
朱博见他没有撒谎，便令他入座，教育他要悔过自新；然后再扔给他一把刀，让他把刚才记下的话全部削去，然后令他退出去，仍然安心去当他的官。
这位功曹从此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朱博则继续拔擢之。
几经沉浮之后，朱博当上了廷尉，位列九卿。
廷尉是西汉王朝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全国每年的断狱总数都要汇总上报到廷尉署；各州郡的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决；廷尉还可以根据天子诏令逮捕或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朝廷大臣。
但是对朱博来说，当这个廷尉，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他不熟悉律法。于是，这位曾经无所畏惧的“官中大侠”便也有了恐惧的时候。
按西汉制度，廷尉的属官有正监、左监﹑右监各一人；各监还有各类掾史（专业助手）。这都是些比猴还精比狐狸还狡猾的官油子。朱博最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被他们卖了还要帮着点钱。
但这样的局面依然难不倒他。上任伊始，他便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说：本官是武吏出身，不通法律，幸有众贤扶助，便可无忧了。但是，本官治州郡、断刑狱也已有20年的时间了，耳濡目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感觉三尺律令，人情事理尽出其中。请你和廷尉正监共同把以前的疑难案件整理出几十起来交给我，我为你们“臆断”之。
正监以为朱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便将这些案件上报给了他。
朱博把属下所有的官佐悉数召集来，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逐个问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断其轻重，所断十中###。
于是，官佐们均被他的远见和才能所折服。
朱博每任一新职，大抵都会使出诸如此类的奇招，使官属们不敢欺瞒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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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1）
王凤在“专权”期间推荐的许多人物，都一个个鲜活地跃然于煌煌史籍之中。但是，《汉书》为什么单单不给王凤立传？
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隐情：在《汉书》成书的时代，根据官方的主流观点，王凤“必须”是一位奸臣。否则就无法给王莽下结论，因为王莽篡政的根源在王凤身上。如果没有专权的王凤，就不可能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专权直至篡位的王莽。王莽更“必须”是奸臣，否则便无法解释东汉政权的合法性，更无法警诫后世臣子中还胆敢有如王莽之痴心妄想者。
但是，如果以事实说话，王凤的“奸臣”形象便很难立得起来。
于是史家唯一的选择，便是不给他单独列传，把他的“负面事件”全部集中到“元后传”中去叙述；却让更多的“正面事件”散见于其他各处，并且尽量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唯有如此处理，方能使王凤这位“旷世奸臣”的形象得以成立，并且历经千年而不倒。
即便是在史家高超的处理技术之下，通过散落于其他各处的事实，我们也不难依稀感觉到，王凤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集权者。即使是政敌们对王凤的攻击，也大多只能集中到所谓的“专权”上来。
作为朝中首辅，“专权”本身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点，周公和霍光辅政的时候，专权的程度怕是不知道要高出王凤多少倍，但他们的历史形象却没有王凤这么不幸。
史家对王凤的种种指责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专权行径“欺负”了可怜的成帝。
但史家显然忘记了这样的“历史正义感”：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同情某一个人——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在天下苍生面前，皇帝一人的生死荣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皇室家族的兴衰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唯一参照；总不能让天下亿兆人民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荣华富贵去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未必就有资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双子塔的美国人未必就有资格同情丧命于街头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样。
成帝“临朝渊嘿、尊严若神”。他善修容仪，目不四顾，手不指人，语言表达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称偶像级的帝王气质。但是，这位表面上风度翩翩的皇帝显然并不具备君临天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一位“绣花枕头”式的皇帝统治之下，假如没有王凤专权，或者假设由他的政治对手王商来主持帝国的朝政，就凭这样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着他们奉若神明的“经义”来指导现实，恐怕泱泱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就不会推迟到几十年之后了。
史家虽然没有进而追索王凤专权的动机，但却无法回避三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王凤本人并非贪恋首辅大臣的权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后，他在完全取胜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惬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决意要隐退，是谋士杜钦的苦苦相劝才让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凤本人的后代并没有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有重大缺陷不适合做官的话，史家定然会当作“罪有应得”的报应来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无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出点儿什么动静出来，或者秉承乃父的强势作风，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儿那样）。无论哪一种情形，也都应当在史书中留下痕迹，哪怕是一笔带过。
但是，关于王凤后人的信息，竟然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这种悄无声息的状况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逻辑。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凤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后人前赴后继地卷入帝国的政治漩涡中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更不会在社会或官场中去招惹是非，因此，无论当世还是后世，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如果王凤因为某种私心而专权的话，那么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荫及子孙还是及时行乐？
其三，王氏兄弟们的奢靡腐败常常被当作王凤“因私”而专权的一个重要罪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2）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郑女”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国内声色场所中的来自某国的外籍“小姐”一样，非常抢手。
西汉王朝的官场风气中，许多高官，尤其是外戚集团，大都风行奢靡无度的腐败生活。比如史丹便“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丞相张禹更是“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况且，王氏兄弟之兴，与其说是借了王凤的光，还不如说是王太后一手操办的结果。
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王凤本人生活奢靡的记载。
实际上，王凤与他的兄弟们格格不入。他临终的时候，成帝问他，如果他死了，可不可以任命他的亲弟弟、平阿侯王谭接任首辅。
王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留下遗书提醒成帝说，自己的5个亲兄弟均不可重用。
以上三个事实便是对王凤专权动机的最好反证——他无意于颠覆刘氏政权，只是本能地想尽一个首辅大臣责无旁贷的本分，同时本能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专权”作为把他定性为“奸臣”的证据。换一个说法，如果周公不摄政（代行皇权，是最大限度的“专权”），恐怕后世也不会看到一个功居至伟的“圣人”周公——没有足够的权势，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作为？
当时的儒学总是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官场价值观：为官者必须“以德服人”，甚至不惜以软弱之“德”来感化自己的政治对手，似乎这样做才能称得上“完美”。
实际上，这样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权力服从。如果有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便会被理解为“关怀”，否则便是“巴结”，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管理者不是游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属的“施舍”来施行其政务。
史家在治史的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倾向”，为历史罩上一张无形的“镜片”，让后世的读者不知不觉地透过它去看历史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在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便被史家既定的结论定格在荣与辱的坐标之上。这种“价值观倾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偏见。
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历史事件成就了历史人物的本质。但透过史家的“镜片”，反倒成了这些事件在暗中为某种先验的本质做演算，从而使后世读者对的阅读过程，是不约而同地遁着史家精心编织的语境来求证其事先准备好的偏见。
这样的治史方式和读史方式，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幻想性错觉”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是指在人为的主观想象之下，人们往往会改变感知到的事物之本来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产生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认知。
比如2008年初，美国宇航局“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酷似人脸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经令我们浮想联翩。许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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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
刘骜原本只是一位天资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气和潜质都不足以胜任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无情地把他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这正是刘骜，也是历代“昏君”们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之所在。
不仅如此，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还不可能允许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亲情或爱情，甚至连对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或软肋。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治理结构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儒家学说却喋喋不休地告诫皇帝们，对至亲要深怀“仁爱”之心，无论他们犯下多么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诛杀，否则就会沦为一位恩断义绝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说教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这样的“美德”加剧了他的失败。
王凤去世以后，帝国中央失去了一位强势的首辅，王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长”，再没有人能镇得住王氏侯爷们了。他们开始无所忌惮地奢靡腐败。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宫，要去那儿避暑疗养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工湖，没有水，便把长安城的城墙穿了个大窟窿，硬是把城外沣水河引了进来，然后便在湖中“立羽盖，张周帷”，让执桨的船工们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临幸成都侯府，发现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里非常不爽，但隐而未发。
他随后又到了曲阳侯王根的府第，发现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将府中的土山渐台修得跟皇宫里的白虎殿一模一样，还把庭院涂成了赤色，在门窗上镂刻的青色图纹（赤墀青琐）。此乃天子之制，臣子越僭是灭族的重罪。
成帝终于雷霆震怒。但是，王商、王根也不示弱，声称要自行“黥、劓”之刑（刺面和割鼻），向王太后谢罪。
此举无异于对成帝火上浇油。他当即派一名尚书去斥责司隶校尉和京兆尹，声称要把二人一并以“阿纵不举奏”之罪正法；稍后又给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下了一道策书说：这些外戚自甘祸败，以危乱国，我已经忍得太久了，今天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严厉处置。还命令他把各位诸侯召集到首辅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