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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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化”一词，本来就出自西方。明治维新的成功与其说是让日本从此走向富强，不如说是让日本既实现了强国理想，又保持了自我特色。“和魂洋才”这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口号，正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之一。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世纪开始，在18世纪中后期结束。在这一时期，浪漫的意大利人发起了文艺复兴；1521年，整个欧洲都展开了宗教改革；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完成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18世纪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欧洲；若干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
经过了200多年的动荡岁月，西欧出现了崭新的文明，英法等国相继走上现代化道路，成为第一批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它们的现代化，由国家内部因素变化引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内发式现代化”。不久，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逐步进入现代化历程。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日本、俄国也相继步入现代化，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称这些国家为“后发型现代化”，但这三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情况都不相同。
在欧洲，德国尽管起步较晚，但它的文化和率先现代化的英法等国相差无几。俄国虽然横跨欧亚大陆，在文化上和欧洲国家也较为接近，属于欧洲文化圈中的拜占庭文化。二者都是“后发内发式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容易。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日本是东亚文化圈中的一员，在被美国开国之前，和西方的交流极其有限，它的现代化是“后发外发型”，即在西方国家的刺激下走上现代化道路。
二战后，由刚刚独立的国家掀起的现代化浪潮，则是第三阶段。
日本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条件催生出来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和那些瓜熟蒂落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不同，日本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重重制约。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英、美、法、俄等国，还没等亚洲国家反应过来，就俨然以强盗的姿态出现，它们主导了整个国际形势，重新制定了国际秩序。日本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无疑处于不利地位，它想强大，但西方国家又不希望它强大。
这就让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借助人力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和行政机构变得尤为重要。在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日子里，日本的统治者或许不知现代化为何物，却也已然察觉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日本要强大起来，最快捷的办法莫过于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有计划地实现西化。
人类学家习惯将社会划分成物质、制度、观念等三个层面，并发现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由这三者的矛盾引发的。发展中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现代化，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其现代化的过程又必须借助人的力量。
想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革除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因素。较晚开始现代化的“迟发”国家通常能顺利地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可以照着西方的制度模式像模像样地建立起现代化制度，甚至可以大方地接受和自己截然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但是，在现实中，物质、制度、观念的现代化都不是分开进行，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它们相互制约，极大地束缚了国家现代化的脚步。
在现代化历程上，起步较晚的国家遭遇到的困难也格外的多。但迟发亦有迟发的优势，刚好可以借鉴早发国家的经验。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瓜熟蒂落的早发国家，也必然经历过不少挫折，它们的经验教训就是迟发国家的启示。利用好这些启示，迟发国家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科技总比研制容易，照猫画虎建制度总比原创制度轻松。
即便是历史的落伍者，也可以拥有特权，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时代的落伍者可以跳跃式地追赶先进者。它们可以避开早发者犯过的错误，集多家所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只要它们够细心，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捷径。日本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能够巧妙地化不利为有利，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渴望强大，他们没时间为不利因素自怨自艾，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落伍者的特权，但精明的日本人确实充分行使了这一权利。
日本人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而西方人为了这个目标，足足用了几百年。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既保守又固执，这恐怕是因为日本人总是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吧，他们以自己的传统观念自豪。西方的制度、技术可以大摇大摆地进驻日本，唯独道德观念，一到日本就屡屡碰壁。
明治维新的成功让人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人的现代化。人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考察西方物质、制度上的现代化，将其变成一套方便东方实施的技术，让它们作用到东方国家中。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的国际局势虽然有利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却拉得更远了。日本在进行现代化时，西方国家刚刚经历过产业革命，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是今天，整个世界都身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凭借着良好的基础越走越快，根基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都尚且不易，更何况要赶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全球一体化是未来的趋势，没有人能否认，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国与国的交往要比19世纪中后期频繁得多，这种交往当然会促进技术、发明、实践在国家间相互流通，而这流通速度之快，在以农业和渔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根本无法想象。可是，现代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知识信息产业，和传统社会相比，它对自然的依赖无疑较小。农业社会总要依靠地理环境建构社会，工业社会则不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工业组织，让它们各不相同的原因不在地理环境，而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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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0）
虽然那些现代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只要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文化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就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是西方类型的社会，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最先出现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在西方发展得最强势，就将二者等而视之。那些下定决心赶超西方、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构建现代文明不代表要硬生生地向西方文明靠拢。
西方文明在###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西方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这种法治理念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法治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保护人权、宗教的体系，其中包括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在东方世界，法治只不过是统治者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西方的法治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东方世界却有着不为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诞生的数百年前，基督教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它的大范围传播，让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截然分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帝是世俗的最高权威，教会和国家一直纷争不断，权威的分离有利于强化人们的自由精神。因为，无论是精神权威，还是世俗权威，人都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主义的滋生让西方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手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它为人类造福，坏的制度则能让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权力，让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便是“规则”。虽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有利于人类，但是往往规则发挥不出效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张狂起来，显露出可怕的负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会，权力和思想尚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东亚社会，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地方，国家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们心血来潮的一句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写进法中，法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施展权力，而绝不会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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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统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