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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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1）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195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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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2）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超、王光英（20世纪80年代）。
　　光超的夫人严仁英是严修先生的女儿。严修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周恩来同志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是严修先生推荐和资助的，给了500元钱。光超和严仁英的结合，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考上协和医大的学生，分班名单都登报。我们家拿到报纸一看，发现和光超同班的有一个女生，叫严仁英。弟妹们就调皮起哄，说三哥和这位女生是一对。其实他们那时还没有见面呢！可后来他们就真的结了婚，还一起去美国留学，回国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光超在北大医院，一直从事皮肤科专业。刘源：在全国的皮肤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胡传揆同志，其次就是王光超。严仁英一直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专业。在全国的妇产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加速器的建设。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就交给家里了。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