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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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馕依醇觳椋壹觳榭梢裕裁匆┠歉鲆路兀慷�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那些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少奇说：“怎么也不行。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她为了把我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报。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把情报送出去。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一些来往。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枉杀无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杨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可江青一伙竟大做文章。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录音。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不堪回首的岁月（2）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刘少奇和小女儿潇潇（小小）在一起（1964年）。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9月13日凌晨大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