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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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个问题伴随少奇直到五六十年代，自然他已是老革命家了。
倒是在“文革”中，大量污水泼向少奇，为了辨明真相是非，我才听到他讲述一些过去从不谈及的光辉业绩。
记得有一次，红卫兵小报上“揭发”少奇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抗党中央，擅自勾结英帝国主义，解散工人武装，出卖革命，称为“武汉缴枪事件”。我把这报纸给少奇看，他讲起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中，英勇斗争的往事。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后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巡捕房，代表各界民众提出强烈抗议。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第二天，向国民政府请愿，并限英领事三日答复。在总工会号召带领下，全市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举行罢市、罢工、罢课。5日，人民心中久被积压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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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3）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
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
次从列强手中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吐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刘少奇“文革”中对王光美、刘源的叙述。他曾回忆道：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5月17日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向武汉施压，一时间要在武汉政变的谣传不胫而走。
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输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武汉纠察队是最中坚的骨干。9月中旬，毛泽东以安源为中心，秘密动员“秋收起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其中，三个团中，占了一个半团，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安源和武汉的工人武装，都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4）
少奇同志回忆这些往事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久远的、硝烟弥漫的一幕幕。我听着，感叹着，这是些多么光辉的功绩呀！
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
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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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