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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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二十三条》前后（1）
黄峥：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是什么时候？是到哪里？王光美：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工作。所以对外讲张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少奇的母亲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跟我一起到了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队。黄峥：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您有没有参加会议或者参加讨论会议文件？　王光美：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12月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向他汇报我在高镇大队“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就回乡下去了。黄峥：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光美：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12月21日我回到乡下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的。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月3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找见。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没法向他解释。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少奇不敢再说了。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集的会议，一次是1月3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月4日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过后才结束。《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问问“小脚女人”指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来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人”的提法仍保留着。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制订《二十三条》前后（2）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1965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等会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前排左起：邓小平、董必武、李宗仁、刘少奇、郭德洁、王光美、程思远。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
黄峥：光美同志，刚才您讲到，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同志。关于这次会议，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少奇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您也去了。您能不能谈一些当时的情况。王光美：大约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要少奇、恩来等同志马上到上海开会，但没说具体内容。这时毛主席已经在上海。我们先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福禄居。12月8日，少奇、恩来同志乘坐同一架专机，飞往上海。我也去了。总理上机后，对少奇同志说，会议今天已经开始了。专机到达上海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