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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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 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 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强奸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1984，企业元年
这一年，王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从一年前开始把玉米从大连转运到深圳卖给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挣了300万元。1月24日，王石叮叮当当地骑着破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时，还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干脆自己来做饲料商。这时的国贸大厦楼下聚集了一些警车、警察还有围观的群众，王石打听了一句，得知邓小平将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警察这是在清理现场。“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想。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计件工资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的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5月，王石用他当“玉米中介商”挣的钱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把经营范围概括为“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除了当时最热门的生意——进口日本电器、仪器产品之外，王石还凑热闹地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手饰厂。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们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开展新业务的同时，王石还延续了自己倒玉米时的传统做法。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来到展销中心，称自己手上有3 000万美元的配额指标，这种本属于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指标在当时会以各种灰色的方式归官商“倒爷”所有——“倒爷”是那个特定年代北京人对能倒腾的人的统称。王石从王春堂手中定到1 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靠这个他能从中国银行贷到2 000万元人民币，再加之从各处凑来总计3 700万人民币后，换来王春堂1 000万美元的配额。当时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额可以做到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这中间倒一下手，就是500万元人民币。这种生意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来得还要方便快捷。
其他产品购销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间商吃进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对于王石来说，如何获取外汇才是他赢利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进口许可证，换言之，政府背景与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连成一条线，从而一批有条件的人先富了起来。
“王石”们在1984年的深圳如鱼得水，借助于这一年中国各地政府办公设备升级而来的采购热潮，他们早已从“挣钱”升级为“赚钱”。换汇这种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十分便当的赚钱方式，在20年后金融界定规范时期，已是涉嫌洗钱，但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洗钱的各方与国家法律相互视而不见。
这一年的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视察了数日，历史上把这次出行称做“第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广东中山住的是“中山温泉宾馆”。他每天晨练的项目是登上宾馆背后的“罗三妹山”，在这里眺望整座中山市。霍英东每天早上都陪邓小平登山，有时在山上会碰到一些当地群众，邓小平喜欢跟群众打声招呼或者聊一会儿天，他会在这个时候了解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次霍英东陪邓小平登到了近山顶处，随行工作人员提醒，时间不早了，下山的路不好走，建议从原路返回。邓小平思索了一下：“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此后几天邓小平分别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他一路上只看不说，在没有邓小平明确态度的情况下，各地政府的陪同领导曾经多次焦急地暗示或请他表态，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在珠海，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有了这7个字，特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肯定。
3月，中共中央决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由点向面的辐射状，最终沿海全境开放。
当南中国的经贸环境被一些商家嗅出气候时，在中国北京，春江水暖为一群科技人员最先感受到。在1980年还因为创立了服务部而跟中科院物理所领导闹翻了的陈春先，被1983年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弄潮儿”，他的实践虽然一直没让他发过大财，但却鼓舞象牙塔中的科技人员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番再认识。重新定位后的科技骨干们不再犹豫在岸边，到了1984年，四通、信通和联想也都小头小脸地整出了门面。
柳传志不甘心再过那种从报纸养牛养猪的消息中捕捉政策导向的办公室生活了。他所在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正面临着一个分化的时代。计算机所所长、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曾茂朝组建了信通计算机公司；科技处处长王树和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热情自信鼓动性极强的柳传志成了负责日常经营的副经理，还有一位副经理张祖祥，是这个十来个人、七八杆枪的公司里唯一有业务专长的人。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柳传志上任前问过他对公司的预期，柳传志的愿望听起来很像一份军令状：“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事实上，在多年后，柳传志他们公司的年产值是200亿。
柳传志后来成了1984年下海人员中最知名者之一，他所在的中关村当时已经有了“电子一条街”，但是离陈春先心中的“中国硅谷”还差得很远。
这一年想在制造业和科技界有所作为的人还有大学刚毕业的李东生，段永平、史玉柱等后来成为成就中国现代企业的一干人。
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1988，淘金潮
世 界
曾经俯瞰世界的日子已经显得有些久远，其实掐指算来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打开大门，室外的空气扑面而来，瞬间充满那抑郁已久的胸怀，把心灵带上了高空，睁开眼睛——再来看看这个世界！
1988，淘金潮
29岁的冯仑一路春风。此前几年他仕途顺畅，当过中央党校讲师，又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组织管理工作。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冯仑带着两三个人从国家体改委到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到任以后，冯副所长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筹备海南体改所期间，冯仑他们的开办费是一张1万台彩电的批文，他把批文给了一位商人，得到30万元。当时的办公室是借省委党校招待所的一层楼，办工设备是省委给的1部破面包车、1台电脑和5万元人民币。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有120人的编制，除了40人有正式编制，其他人员属于自己养活自己的“改革编制”，为了养活大家只有办公司。这时候在深圳已经折腾一年多的潘石屹也加入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大潮，在冯仑的这家公司做了副总经理。
初到海南的潘石屹那年25岁，他看到街上擀面条的、卖烙饼的、作诗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到海南来干一番事业。20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中央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就给予这块岛屿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所激发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岛变成了热土，冯仑说它“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天南海北来到这里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创业激情；也有像张果喜那样带着金钱来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亚，决定投资2亿元在这里兴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则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利。这也为后来海南楼盘崩盘埋下了伏笔。
在冯仑眼里，1988年闯海南的人，过的几乎是游侠般的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和到海南逐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让普通中国人拥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杨怀定的发迹不是靠海南的建省，而是靠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海南建省的这个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了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杨怀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了一下，得知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这与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进一出差价可以高达5块钱。杨怀定第二天就带着集资的10万元，搭火车赶往合肥。在合肥他吃进10万元国库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时，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统发现，他故意把异地封条撕去，并打乱证券的号码。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他跑遍其他６个城市，在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时，他一人就占去10万元，现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来搬运。辞职一年后，他成了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达到百万财富的普通人。
这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大涨大落的情绪之中。这年８月份，中国奥运军团出征汉城奥运会。报纸上设了猜金牌的活动。在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惯性下，所有竞猜者都把金牌数量估计在上届洛杉矶奥运会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计中国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样子。这种消极的预测与群情高涨的国家情绪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国在汉城奥运会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块金牌，这比在奖牌大户苏联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当媒体问他是怎么猜对的时候，他说他看过一本叫《强国梦》的书。
从此，33岁的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成了众矢之的。赵瑜在1988年元旦收笔的《强国梦》和汉城奥运会后的《兵败汉城》中毫不留情地向体育界发出前所未有的责问：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被激怒的相关单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赵瑜的底细：曾受训于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1985年进入地区级文联。于是他被定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而赵瑜却认为自己是在坚守着对体育强国的忠诚：“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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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危局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通往外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持枪武警把守住了，从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开年，禹作敏，曾经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在春节晚会那一夜他还能在电视屏幕上露一下脸。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私刑逼供致死——他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