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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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1958，“诗意”乌托邦
激　情
　　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兴。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　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　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　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　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　想看书来

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了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　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　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1963，凋谢与“大写”
《李慧娘》的成功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飘飘然的春风得意。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意气贯长虹，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伸自己拙见，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快人心，伸正义，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出戏描写南宋末年因赞叹忧国拯民的太学生裴舜卿“美哉少年！壮哉少年！”而被奸相贾似道杀害的侍妾李慧娘的幽魂解救裴舜卿于危难之际，又大骂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故事。
　　然而，这一年的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3月16日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报告指出《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这些助长迷信，毒害少儿心灵，妨碍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署名“梁璧辉”。“梁璧辉”者，“两笔挥”也，指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春桥。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而之前自称没有鬼魂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大反鬼戏、旧戏。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他点名批判、诬陷《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强令孟超“停职反省”。1966年，演出《李慧娘》的单位——北方昆曲剧院宣布解散。
　　事隔4年后，即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我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
　　而文艺界的噩梦正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的。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两天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这与江青的思路是如此的一致，她感慨地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庆施”。她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做基地！
　　“大写”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写特写，一是崇高。前者如“大写十三年”，后者如白求恩、雷锋。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发表《雷锋日记摘抄》，作为对上一年因公殉职的雷锋的纪念。
　　雷锋，一名湖南省长沙望城县安庆乡（现雷锋镇）普普通通的贫农的孩子，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最终成长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转登。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