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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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主战派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2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何应钦操纵下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会后，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主战派也拒不执行，说这是蒋介石“屈服与劫持”而下达的命令。到了18日，事变前夕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的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到南京，并要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暂时停顿下来。
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为了在释蒋问题上进一步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讨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身份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同端纳一道飞抵西安。“蒋介石躺在床上看到子文走了进来，一下子百感交集，话都说不出来。子文递给他一封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我一定去西安与你同生共死。委员长感慨涕零，不能自制。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这俩人密谈了半小时。除别的以外，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扣他的人读了他那本日记后，对他态度有所改变。日记中他宣称最终总是要抗日保国的。他还重复了端纳的警告，即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反叛者，而是来自亲日派，他们现在正为把西安连同蒋一起炸掉作最后的准备。当晚，子文同少帅又到蒋的住处，三人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蒋介石便勉强同意了反叛者们提出的最重要主张：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创建抗日统一战线。蒋坚持只有先放他回去协议才能生效。”
到西安后，宋子文真真切切地看到共产党人在事变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共产党与张、杨的密切合作，证实了来西安前既已得知的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提出了解决这一事变的基本方针：“（1）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政府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同时，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置意见，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前往西安开展工作。宋子文到西安后，周恩来等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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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亲自了解到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后，认为事情的解决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鉴于张学良、蒋介石双方的态度，宋子文认为当下宋美龄是劝说蒋介石的最佳人选，他必须尽快偕同宋美龄返回西安。21日，宋子文回到南京。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宋美龄亲赴西安救蒋了。为什么宋美龄要亲自赴陕呢？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宋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主战派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告知，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要挟张、杨。如果这样的话，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的困难。对此，宋美龄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而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赴陕的风险很大。张学良曾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主战派恐吓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然不顾，她为着她那个阶级与集团的利益，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蒋夫人还确认到，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的双方进行调停的时候了。无疑，双方都有许多各自的道理，但若没有蒋夫人的影响，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心去倾听另一方的见解。”＋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飞赴西安。飞机将要在西安机场着陆时，宋美龄把她的左轮手枪交给了端纳，说如果张、杨的部队要抓她的话，就请端纳开枪把她打死。端纳一面答允，一面笑着说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张学良“不存怀疑之心”。当晚5时30分，飞机着陆，摄影师连忙拍照。“当时的情景也确实值得记录在案。他们乘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无线电天线迎风嗡嗡作响，在泥土地上滑行了一段终于停了下来，疲倦的乘客们走下飞机，周围是戴着老羊皮帽、高举着火把的东北军士兵。蒋夫人把耳朵遮住以抵御蒙古刮来的寒风少帅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军服，从火把圈外走了进来，朝美龄深鞠一躬表示欢迎。”
宋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蒋介石在这熬难的日子里，一直由他一贯遵循的那种传统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所支撑；美龄则站在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上，倘若一个人只抱有一种信念，能坚持多久呢？不管怎样，美龄再一次来到蒋介石身边，她总是能帮助他将严格的信念转化到急迫的变通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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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的第二个行动是会见张学良。她责备张学良不该以为用武力就可以使委员长就范。少帅辩解说：“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他们谈了很久，张学良出于面子，对于美龄在给丈夫写的两封信中流露情感表示赞赏，他在蒋介石被抄的信件中读到过这两封信。最后，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愿意“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直至凌晨2点钟，应宋美龄电话询问，张汇报说，杨虎城和其他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可以代为见。
第三个行动是参加正式谈判。23日、24日，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为一方，同西安方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两天的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其基本内容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主张，顺乎历史的潮流，完全符合民族的利益，切中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协议。24日夜，在宋美龄的导引下，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25日，应周恩来要求，周恩来与蒋介石再次作了面谈。周恩来向蒋面述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与政策，蒋介石则作出了相关承诺。据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载：周恩来要求蒋介石作出三项保证：“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解释”。蒋介石回应说：“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并要周恩来“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这样，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宋美龄的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释蒋。宋美龄很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这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于是，宋美龄就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的疏通；另一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中央军自潼关后撤，并转告孔祥熙、何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此外，宋美龄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希望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最后是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25日下午3时多，既没有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宋氏家族》一书对此有一段文字叙述：“门开了，蒋介石身穿一个普通长褂，由夫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他苍白消瘦，行走感到吃力。随后子文、少帅和其他将军，他们沿阶而下，坐进第一辆轿车开走了。张学良似乎在车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坐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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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发表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他指责张、杨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坏纲纪之举动负之”。他还标榜自己道：“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地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在溪口发表了《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学良文》：“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又说：“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