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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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8月28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
“华勇营”在驻守的河西务镇，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写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在于他们见到是“华勇营”看守，便将此地认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绝不容其他军队插手。有几次，德国兵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便出手干预，德国人只好乖乖付钱。醉酒闹事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惩戒过两次，日军军官两次都登门道歉。“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吸引了当地百姓的关注。十多英里外，另一个镇子也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是《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二版，1902年伦敦Grant Richards出版，封面尺寸为5 1/8英寸×7 1/4英寸，共282页； 书后附四个附录，书页顶部烫金。全书共含十一幅照片，其中一幅为李鸿章乘舟前往北京时的照片，为巴恩斯所摄，颇有价值。书中另含三幅地图。该书封面只有轻度磨损，边缘处小损，书脊两端有磕痕，书内有陆海军俱乐部藏书印记和图章。该书目前在纽约一家古旧书店求售，标价296美元。
《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一版已一书难求，若品相完好，没有图书馆印记，价值当可轻松达到２，０００美元。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1）
庄士敦生平
西方汉学家中，丁韪良、翟理斯之流固然学富五车，不负盛誉，但在今日民众心目中，他们是籍籍无闻的。而学术成就逊于他们的庄士敦，倒是声名远播，为当今的中国人所熟知，这全是沾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光。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史上，庄士敦因缘际会，成了头一个洋帝师。而他的学生溥仪，却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这西洋的第一人与中国的最后一人相结合，便谱写出中国历史独特的一章。
这独特的一章，记载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记载于庄士敦的名著《紫禁城的黄昏》。因它浸透了皇朝衰亡、江山断送的悲剧性，是文人骚客的好材料，所以被反复做成文章和影视节目，让大家不断重温。
庄士敦初执教溥仪时，后者刚十四岁。他对溥仪的世界观及个人趣味的形成，作用无可比拟。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庄士敦的描写绘形绘色，实在精彩，所以不得不全文照录：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1919年3月4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2）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股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下面这个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以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
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
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
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很欣赏中国茶和中国的牡丹花，常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了一室，陈列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并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还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艺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给我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功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想让他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渐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3）
…………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紫禁城内外”之五“庄士敦”，中华书局，1977年。）
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1874～1938）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于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