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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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宿吗？”见老婆婆没有吱声，便走到炉灶前，掀开米缸一摸没有一粒米，再看炉灶冷冰冰的，已经有多日没有生火，便急忙和战士拿出米袋，生火做饭，米饭煮熟后，先盛了一碗，将老婆婆扶起，小心喂下。这才和同志们吃罢晚饭，然后在屋檐下铺好稻草，躺下休息。
半夜时天突然又下起小雨，战士们的衣裳全部湿透，山间的凉风再一吹，个个冻得直发抖，但没有一位战士躲进屋里避雨。
不知过了多久，屋里亮起灯光，接着屋门打开了，只见老婆婆一手举着油灯颤巍巍地走出来，母亲急忙迎上前扶着她关切地说：“婆婆，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打个招呼我们做，外面冷，你身体不好，小心着凉。”
老婆婆迟疑地望着我母亲，嘴动了几下，终于悄声说了句：“你们真是当年的红军？”
母亲肯定地回答：“是红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
老人仍然不信，把脸凑到我母亲的军帽前，举起油灯，看见了那颗红五星，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喃喃地说：“是红军，真是毛主席的红军回来了，孩子们，快到屋里来，你们这些女娃，身子骨嫩，小心淋出病来哟。”
同志们这才进屋，围坐在炉灶旁，烘烤着湿衣服。
母亲问：“老婆婆，您家里人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问触到老人伤疤上，顿时大串大串的泪珠流下来。
老人原来有个独生子靠给地主老财扛活为生。终于有一天，来了叶飞领导的红军，村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老婆婆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把只有17岁的儿子送去当了红军。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红军的主力突然走得无影无踪，白狗子又回来了。儿子因为作战负伤留下来上山打游击，终于有一天，白狗子抓住了她的儿子，严刑拷打之后，砍下脑袋，用竹杆高高挂在村头示众了三天。再后来，听说叶飞司令员带着游击队也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了红军的音讯。老婆婆在苦海里挣扎着盼呀盼，盼望着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一天能够打回来，十几年过去了，没想到，这一天终于让她盼来了。
“我就知道毛主席不会忘记我们穷老百姓，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的。”老婆婆喃喃着，突然想起什么，她从床底下翻腾半天找出一个小木匣子，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个小红布包，一层层掀开，原来是一个苏维埃时期颁发的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党员证，党证下有三个生了锈的铜板，老婆婆郑重地说：“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过组织生活了，这是我的一点党费，请你们交给党组织。”
望着面前这位已经病得直不起腰的老婆婆，望着这张褪了颜色的党员证和三个铜板的党费，母亲的眼眶湿润了，她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着。她第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份量，这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天下穷苦百姓谋幸福的政党。也就从这一刻起，我母亲的心底闪现出了要加入这个光荣组织的念头。
当天夜里，在这间低矮破烂的茅草房里，借着炉火发出的微光，母亲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她平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姥姥在世时，鉴于我姥爷参与政治一生不幸的教训，深感党派之争的切肤之痛，曾经给子女们定下过“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十几年过去了，在我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先后大学毕业，事业上各有所成，却没有一人涉足政坛。四舅甚至毕业于蒋介石培养嫡系的摇篮——黄浦军校，居然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成为黄浦军校历史上罕见的非党毕业生，只有母亲顶住家庭压力，违背了姥姥的教诲，下定了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我问过母亲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时有什么感受，母亲说：“心情很激动，就象是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宣言；同时心中又很缠绵，有一种初恋的朦胧，尽管后来一次次的追求总是失败，但这一辈子再也难以忘怀这个红色之恋。”
母亲这位当时只有22岁的青春少女，敞开心扉狂恋上了伟岸、庄严、慈祥的中国共产党。然而，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幽默，不当月老偏做法海，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母亲充满幻想的玫瑰之梦。
第二天清晨，当进军号吹响的时候，母亲把全班战友凑的一小袋大米悄悄留下。母亲自然没有资格也不能收下这位坚定执着的老党员的党费，而是把红军妈妈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化成继续前进的动力，又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她的脚步是那样有力，她的精神是那样饱满，她的歌声是那样瞭亮，她的表情是那样的开朗。我母亲是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期待着向党组织把恋情表达。
那天午后，雨过天晴，阳光明媚，母亲略带羞怯地把她用心血写就的入党申请书交到教导员手中。
教导员看过之后，并没有立刻表态，沉吟半晌后，才诚恳地说：“小余，你到部队后积极要求进步，行军途中帮助战友，宣传发动群众从不落后，这一切组织上都看到眼里，所以批准你加入了青年团，让你当了班长，但是，入党的政审条件是十分严格的，现在还是战争时期，情况非常复杂，你的情况属于先天不足，海外关系太多，他们的政治面貌又一时说不清。还是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吧。但是，你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党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进步青年敞开的。”
教导员的一番话像一盆凉水泼在母亲那热血沸腾的心上，她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倔强的她独自跑到旷无人烟的山崖边，偷偷落泪。她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地苦苦追求共产党，而党却要不留情面的把她拒之门外？为什么自己已经背叛了阶级家庭，却总是要把自己和那些谁也搞不清跑到哪里去的社会关系硬扯到一起？从不服输的我母亲暗下决心，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偏要干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十 梦圆
母亲写第二份入党申请书时已经分到兵团保卫部工作，组织上甚至已经派人和她正式谈过三次话，正当母亲隔三差五虔诚地给党小组长篇大段地写着思想汇报时，拒婚事件发生了。这一下又彻底没戏了。一个连组织决定都拒不执行的同志至少是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的同志，离党员的标准自然还有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尽管保卫部李部长宽宏大量，心胸开阔没有给她小鞋穿，但连母亲自己都自知入党问题肯定泡汤。
母亲递交第三份入党申请书时，全国大规模的审干运动开始了，母亲因为海外关系复杂，被抽调到兵团政训队进行学习，这个政训队集中了兵团机关几百名有各种问题的干部，关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学习讨论。说是集中学习，实际上和接受审察也没什么区别，学员之间不允许交流，不允许和外界联系，不允许随便外出。学习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学员离去，或是因为审察出严重的历史问题被逮捕，或是因为其他问题被开除军籍和复员返乡，谁也搞不清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灾难会落到什么人的头上，每个人都过着提心吊胆、如坐针毡的日子。
母亲刚进来时还满不在乎，觉得自己历史清白，真心革命，不会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件偶然事情的发生，才使我母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当时和母亲一起前来学习的还有同时入伍的大学同学张洁，尽管张洁那当过国民党少将师长的父亲早已和她母亲离婚，而她自小就判给了母亲，但还是没有逃过严格的组织审查。此时的张洁已有孕在身，丈夫又参加了志愿军远在朝鲜作战，严重的政治高压使得一向柔弱的张洁精神几乎崩溃。一个星期天的深夜，她突然早产大出血，军医正巧离队回家，远在三十公里外的市区，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任何抢救设备和条件。天亮的时候，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永远忘不掉，昔日好友临死前紧紧抓着她的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请告诉组织，我早已和我父亲划清了界限；我没有问题，我不是投机革命，我是清白的。”
张洁的死为母亲的政治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使她第一次意识到，革命的代价不仅仅表现为战场上的牺牲，还要随时迎接各种精神折磨和委屈蒙冤的考验和挑战。从那一天开始，她随时做好了复员乃至开除军籍的思想准备。然而，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政训队的学员越来越少，可我母亲的审查依旧没有任何结果，就这样，一年之后，母亲又回到了兵团幼儿园。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可在同志们的眼里，毕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入党的事情自然再没人过问。
这次长达一年之久的审察对母亲政治前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她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这件事，也没有说过一句喊冤叫屈抱怨组织的话。五十年后，母亲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回忆这段历史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国解放初期，阶级斗争还十分激烈，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党和军队的干部必须要有严格的政治审查，虽然个人受了点委屈，但我们党最讲实事求是的，最终还是给了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母亲递交第四份入党申请书是她来到83师担任幼儿园主任后的事情。这次师政治部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过她的问题，认为母亲虽然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我们党一向强调个人表现。实践证明我母亲工作是积极的，思想是进步的，对党的态度是真心的，于是决定将她列为培养对象。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母亲打报告要结婚，结婚就要审查，于是旧事重提，母亲的社会关系又翻过来覆过去象过筛子一样筛一遍，结论自然还是没有问题，一年后，婚是让结了，但入党之事从此再没人在她的面前提及。
母亲最有希望入党的机会是1962年。当时蒋介石疯狂叫嚣###，福建前线进入战备状态，父亲被任命为军直留守处政委兼党委书记，统一管理整个后方机关单位的搬迁工作，母亲所在的军直幼儿园正好归父亲管辖。于是有人建议我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解决母亲的入党问题，肯定不会有人反对。
没想到这次是母亲自己站出来公开反对，她说：“我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又不是偷偷摸摸的私下交易。如果仅仅因为大家看我丈夫是党委书记而碍于情面照顾我入党，这个党我宁可不入。我会用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和光明磊落的行动证明，我余耀华的一生无愧于党。”
父亲后来提醒她：“你的问题恐怕永远都会留着个尾巴，看来命里注定只能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母亲一拧脖子道：“党外就党外，组织上不让我入党，那我就自己批准自己在思想上入党！”
从此之后；母亲工作过的单位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那时候强调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各单位的大小事务都是最终由党组织来确定。母亲在师幼儿园当主任，但不是党员，党支部又无法确定业务上的事情，于是每次开党支部会议都请母亲列席，最后由她代表支部做总结发言。母亲后来调回军直幼儿园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由于老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一位没文化的三八式老大姐，所以每次开支部会商量工作只好仍然请母亲列席，发表意见，最后老主任一锤定音：“就按余主任说得办！”
这样微妙的工作格局维持了十多年，一直到母亲退职终止。
其实在这种工作格局中母亲是很尴尬的。既要摆正位置，说话掌握好分寸，多用建议和征求意见的语气，毕竟是党支部会议，你连党员都不是，请你列席就算是抬举你了。又要为工作着想，坚持原则，听到那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支委们不着边际的教学管理思路，还必须硬着头皮加以纠正。语气稍重了一些，就会有人翻着白眼说，连党员都不是，还真拿自己当领导了。虽然最终总是按照母亲的意见确定下来。但这种近似人格的污辱几乎使母亲忍无可忍。
母亲说：“不管怎么讲，组织批准我列席党的会议，并且十分尊重我的意见。在那种大背景下，能对我的工作这样支持，说明对我是信任的，这使我感到赤胆忠心不被信任是一种耻辱，忍辱负重却又痴心不改是一种境界。
蒙冤是需要补偿的，至少应该有一点哪怕是毫无意义的发泄，可母亲没有。
积极参加爱国学习运动被误认为是伪装的特务，她没有抱怨过；调离工作岗位被严格审察了一年的时间，她没有抱怨过；因为复杂的海外关系迟迟不被批准结婚，她没有抱怨过；多年主持单位工作却不允许入党，她没有抱怨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无缘无故被批斗，她没有抱怨过；甚至被毫无道理地清除出革命队伍，她也没有抱怨过；所有这些不白之冤她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我曾经不止一次耳闻目睹有的人用嘲弄的口吻当面对母亲说：“共产党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放着舒适的小姐日子不过，放着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去，却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到头来连个党员也不允许加入，你究竟图的是啥？”
这种挑衅性的发问恰似用刺刀穿透着母亲流血的心。而她一生中到底有多少次这样被刺伤，却是数也数不清了。
母亲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蒙受的冤屈，不是不清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是没有发泄的愿望和念头，她是不愿意不忍心不能够用自己的手来打碎自己精心编织起来的梦。
记不清是哪位作家曾经对爱情作过这样的经典解读：如果你真诚地爱着或者爱过一个人，他或她便是你的一部分，曾经或者正在共同着你的血肉和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也是你的人格和历史，如果对方给你带来过伤害的话，一个自尊自爱自强的人，他唯一的选择便是自己默默地包扎起伤口继续赶路，哪怕这伤口终生都不会愈合。
这种对爱情的执著态度不正是母亲对理想信念痴心不改的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