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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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后来听我姥姥回忆，姥爷当年以巡警堂学员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武装起义。至于他是怎样逃脱了清兵的重重包围和严密搜捕，余良卿膏药店又是因为什么居然没有受到株连，我母亲甚至我姥姥就不得而知了。
我后来分析，姥爷是正式考取在册的巡警学堂学员，又是皖省名门之后，没有注册籍贯是不可能的，清政府要查他的来历是轻而易举的。之所以侥幸逃脱，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毕业的学员众多，而参与起义的学员毕竟只有几十个人，混战之中，没有人发现或者证明我姥爷是否在内。起义失败后，官府肯定要将所有毕业学员的家庭过筛子一般搜查一遍，也许是因为余家在安庆有了一定的势力，再加上及时送上银两，上下打点，方能躲过一劫。
我的这种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事发当日，我姥爷便连夜逃离了安庆，数年之后，才悄悄回来，从此再不张狂，不声不响干起了祖上传下的制药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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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门
姥爷这次回来，象换了个人似的，针贬时弊的热情没有了，爱说爱笑的性格改变了，脾气也开始变得古怪暴躁，谁也不敢惹他，稍有不如意，就破口大骂摔东西，因为是长房长子，就连几个叔叔也都怯他三分。三十几岁时又学会了打麻将、抽大烟，后来又养了一个十###岁的姨太太，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但是说来也怪，虽然他每日沉湎酒色，放荡不羁，但到了晚上却又经常换上夜行衣，偷偷摸摸地外出，而且是不走正门翻墙头，像做贼一般，谁也不知道他是和谁在一起，又去做些什么。
我舅舅听人讲，他好象参加的是托派组织，干的是反对国民党政府掉脑袋的事情。这种猜测现在分析起来不无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托派的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安庆人，并且他有许多安庆的亲戚都是托派的重要成员，这说明托派组织在安庆很有影响，大有市场。但我姥爷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加入了托派，还是别的什么秘密组织，再没人能够证明，所以至今也是一个谜。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姥爷不甘寂寞的性格并没有因为挫折和岁月的流失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姥爷死于民国1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具体时间我没有考证，大概是秋末冬初的时候。我想对后人来说，姥爷什么季节去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爷的死标志着余良卿老字号发展历程中一段插曲的结束。
我至今想象不出一个曾经满怀报国之志并且舍生忘死、浴血沙场的热血青年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堕落。
或许是面对革命屡遭挫折，从此悲观失望？或许是见到昔日战友剖腹挖心、尸横遍地吓破了胆？或许是经历了生死磨难，大彻大悟，对党派之争心灰意冷？或许是多年闯荡江湖，结交了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染上了市井恶习？或许真有着难以言表的苦衷？
总之，姥爷就这样带着后人数不清的疑问，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回忆着姥爷短暂的生命历程，我真的是感慨万千。
人的一生有很多种活法，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或惊险刺激，或平淡无奇，总是有着规律可循。而象姥爷这样前半世轰轰烈烈，豪情万丈，后半生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有着如此巨大强烈反差的并不多见。
做为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我猜姥爷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姥爷与姥姥一样都是死于肺心病，去世时年仅43岁，可谓是英年早逝。
尽管姥爷是余良卿老字号公认的最不成器的一代掌门，然而，他死后享受到的荣誉却出人意料地至高无上、空前绝后。
与姥姥的后事相比，姥爷的丧事当年轰动了整个安庆城，至今80岁以上的安庆老人提及，仍然记犹尤新，津津乐道。
听舅舅讲，姥爷的灵柩总共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灵堂前都有雇来的乐队不停地吹奏着曲子，虽然与丧事哀情极不协调，但为了显示阔绰，也就顾不得哀戚了。逢七便请来一大帮和尚、道士超度亡灵，引得看热闹的孩子们到处乱跑，象是赶庙会一般。吊唁的亲朋好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省市军政要员也来了许多，算是给足了余家面子。数不清的花圈黑帐从灵棚里摆到大门外，又从大门外沿着南正街几乎排到南城门根，各式各样挽联上的溢美之词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反清志士”、“革命先驱”等褒奖字眼满天飞舞，似乎当年发生在安庆的武装起义不是徐锡麟而是我姥爷亲自指挥一般。
出大殡那天，整个南正街挤满了送葬的队伍。两个两丈高的鬼形引导开路，接着是32个人抬着的铭旌，然后是一长溜烧纸活，什么金山银山、金童玉女、汽车轮船无奇不有。七寸厚的黑漆楠木棺由48个壮汉吃力地抬着，紧跟着的是一群吹鼓手和念念有词的和尚，最后是乘坐孝眷的车队。我几个舅舅被人掺扶着，痛哭流涕，沿途数不清的路祭都要下跪叩谢，一路上几乎一步一磕头，膝盖和额头磨得血肉模糊。整个吊丧的队伍浩浩荡荡，首尾不见，鼓乐齐鸣，嚎声一片，纸钱飞舞，铭旌高耸，围观的人群比肩继踵，甚是壮观。
母亲那年只有5岁，是姊妹六个中最小的一位，她至今记得，当时姥爷的姨太太搂着她坐在一辆没带遮蓬的马车上，就听见路旁的老太婆抹着眼泪叹气道：“只是可怜了这个女娃，小小的年纪，便没了父亲。”
但是，母亲自己并没觉得可怜，也丝毫没有过分悲戚的感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母亲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即使是父亲在家时，也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从不和她玩耍。可以说，母亲和我姥爷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多少深厚的感情。我后来问母亲，姥爷出殡的那天究竟哭了没有？母亲很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发丧，女儿竟然没掉一滴眼泪，这种事情说出来令人不可思议，但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就一点也不稀罕了。
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极少见过母亲流泪。我在南昌上小学时，有一次，因为爬铁丝网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胳膊，年青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急得直哭，而我母亲没哭，当然我也咬着牙、忍着痛没掉一滴眼泪。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干年后，我父亲去世时，母亲居然也没流泪，反而在医院十分冷静地哄劝着那些围着她哭成泪人的护士们不要过于悲伤，好象去世的是护士们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丈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出走
母亲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
余家自清朝咸丰年间余性庭从桐城余家湾迁移到安庆城里的南正街就没有动过地方，经过上百年的滚动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是家业兴旺，财源滚滚，达到了创业以来的鼎盛时期，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宅院便是富甲一方的显著标志。我母亲那时虽然不到十岁的年纪，但至今仍然对那处阴森森的深宅大院记忆犹新。
母亲家的大院座落在南城门里的南正街西侧，自北向南沿街是一座二层灰色砖瓦结构的小楼和五间青砖黑瓦的平房。一层为排门装置，卸去门板，店堂就全部展开，二楼上住着工人和伙计。通过店堂的侧门，是两个并排的大客厅和一个小客厅，再向里走，由东向西接连并排着四个院子，中间各有5间高大的青砖瓦房，每院的两则是厢房、伙房和偏房，分别住着余家的各房门头。正房左右两边是通向后院的小门，将四个独立的院子串联在一起。最里面又是一座青砖楼房，住着丫环、佣人和奶妈，楼房两侧是熬制膏药的厂房，中间是一个很具江南风情的后花园。
母亲小时候曾经专门数过这所大宅院到底有多少房间，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数清楚。特别是后院熬药的大车间，我大舅根本就不允许她靠近。这使她始终对这所大宅院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感和挥之不去的好奇心。
这座迷宫一样的深宅大院居住着余家四世同堂的上百口人，同吃着一个伙房做出来的饭菜，清规戒律也就特别的多。孩子说话不能大声，稍有违犯便会遭来一顿喝斥。再加上祖宗传下的行善助人的规矩，家里便聚集了不少拐弯抹角说不清楚的亲戚和食客。太太小姐公子哥们闲养在大院里饱食终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每日佣人丫环侍候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是陪我姥姥摸牌，说上一堆恭维的话，哄得老太太一乐赏上几个小钱，就是凑在一起东家长、李家短，添枝加叶，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
母亲对家庭的反感还表现在诸多家规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吃饭的时候，妇女不能上席，商议家族大事，女人没有发言权，祖传药方传男不传女。后来虽然是我姥姥主事，但制度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也就只能遵守，无权更改。母亲十岁那年，余家重修家谱，她挤到大人面前，大声抗议说：“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众人听了大笑道：“你个黄毛丫头，还想和余家列祖列宗一起排列，真是白日做梦呀。”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母亲。女人就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进家谱？女人就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在母亲看来，那所深不可测的大宅院就是一个培养不劳而获寄生虫的温床，就是一个压抑人性、虐待自由的牢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窒息。从那一刻起，母亲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一定要远远离开这个散发着封建腐朽气息的家，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绝不赖在祖宗留下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然而，看着日渐衰老的姥姥，母亲不得不把出走自立的冲动深深埋在心底。母亲知道，只要姥姥在世一天，这种想法就只能是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姥姥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贾母式”人物。
姥爷去世后，余家便进入了姥姥主政时代。这一时期，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着十年内战和日寇入侵的蹂躏而痛苦呻吟，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欺压而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姥姥临危受命，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支撑起了余良卿膏药店上百年的基业。虽然余家此时开始由盛而衰，但这并不影响姥姥在家族以及商界的威望。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姥姥的过错，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姥姥的苦苦支撑，才防止了余家的破产，延缓了余家的衰败。
其实早在姥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姥姥当家主事。姥爷去世后；虽然名义上是我二舅继承父业；坐上了掌门人的交椅；但实际上还是姥姥在“垂帘听政”。整个家族上百口人的大小事务统统由她拍板敲定，很有点红楼贾府的味道。在余家人的心目中，姥姥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老佛爷”。
二 出走
姥姥的身世十分可怜，她祖上出身名门，但到姥姥父辈已经衰败，因此姥姥自小不识字，十几岁时送到姥爷家当童养媳，吃尽人间冷暖。其实她是很渴望读书的，可姥爷家曾经定下过严格的家规，女子是不允许读书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读书的事情了。闲在家中无事，便和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终日打牌，消磨时光。一来二去，居然把牌面上的汉字生吞活剥地记在了肚里。
有一年姥姥做寿，看见有的寿联上写着：名高北斗，寿比南山。便问我舅舅：“这字我怎么瞅着眼熟？”我舅舅笑道：“这不是你在麻将桌上常摸的东西南北风吗。”姥姥恍然大悟，自此能将麻将术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悲天悯人，心地善良，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尤其对读书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长了，城里人都了解她的脾气，便常有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跑来找她化缘。见了面，二话不说，跪倒在地，通通通就是三个响头。姥姥便会问：“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穷学生说：“是念不起学堂了。”姥姥不知此话真假，便会翻起手中的麻将牌考问：“识得这字吗？”来人若答对了东风西风两条三丙，姥姥便大为高兴，觉得此人是个人才，孺子可教也。特别是联想到自己一生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就更加同情来人的处境，于是便会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名片，打发他到学堂继续读书，至于学杂费用，自然到了年终由姥姥一并结帐。
姥姥一生中到底救助过多少穷苦学生，谁也说不清。解放后，政府要给余家划成份。有人提出要定资本家，马上站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一齐证明姥姥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善举，自此躲过一劫。
姥姥对读书人感兴趣，还和姥爷的特殊经历有关。姥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介书生，偏偏喜爱上了政治，投笔从戎，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飘泊江湖，历经磨难，染上一身疾病，四十多岁就不治而亡，逼得姥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挑。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周旋于官府商贾之间，支撑着偌大一个家族的生存，其中的苦衷自是一言难尽。所以，姥姥对党派之争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于是，便给子女们立下“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并破了祖宗规矩，允许余家的小姐上学。母亲和大姨算是这一规矩的第一代受益者。十几年过去了，在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和大姨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黄埔军校等，事业上各有所成，却再无一人步我姥爷后尘涉足政坛。
姥姥的善良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我姥爷纳妾这件事上。
有一年我姥爷到武汉谈生意，一日无事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边酒店，正在把盏欢饮之间，突见有人跳江自尽，众人急忙抢救，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一打听，原来这姑娘姓秦，是个中学生，只因父亲做买卖赔了钱，欠下一屁股帐，无奈之下，将女儿卖给财主的傻儿为妻，女儿知书达理，誓死不从，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滚滚长江。大家听罢秦姑娘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皆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