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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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
　　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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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黄埔系（1）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
　　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
　　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
　　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
　　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
　　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
　　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
　　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
　　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
　　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
　　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
　　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
　　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
　　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
　　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
　　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
　　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
　　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
　　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
　　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
　　

斗黄埔系（2）
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
　　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言军，在党言党。
　　”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
　　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
　　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
　　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复兴社威胁三名学生，让其加入复兴社，三学生不答应，结果，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带领一批军人将三学生绑架并杀害。
　　事件发生后，陈果夫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但暗中却仍旧支持黄埔系。
　　由于蒋的制衡手段，使得黄埔系与CC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到后来，两派之间还玩起了特务手段，不择手段安插内线，破坏对方。
　　黄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获CC派秘密的制毒机构；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黄埔系，对其骨干人物进行策反。
　　黄埔系更为大胆，将一个叫向心影的女特务派到二陈身边。
　　这个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头，后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做情报工作，因殷汝耕准备成立伪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干掉殷汝耕，结果为殷汝耕发觉，抓起来投进大牢。
　　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将其救回，然后派往二陈身边。
　　二陈对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务认识向心影，悄悄向二陈告密，二陈才大吃一惊，即将向心影赶出CC派。
　　不仅向对方派人员刺探情报，就是上层人物，互相也做鼠窃狗偷之事。
　　一次，贺衷寒去中央党部拜访陈立夫，陈不在，贺便偷看桌上文件，发现桌上一封已拆阅的信是复兴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启写来的，内容涉及复兴社高层的机密。
　　贺衷寒见四下无人，便将信偷回，呈报蒋介石，要蒋按复兴社纪律处理葛武启。
　　蒋介石听了报告，反而劈头盖脸将贺骂了一通，说贺衷寒到中央党部偷文件，是无耻之极。
　　因蒋认为，葛武启卖主求荣不对，贺衷寒干梁上君子勾当也不对，此风一长，那便党将不党，军将不军了。
　　总之，黄埔系与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蒋介石需要他们同在一个政权中存在，因此，双方虽有争斗，却谁也不能除掉谁。
　　由此看来，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与CC派和政学系的斗争不同，一个是争衡，一个是争锋。
　　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谁胜谁负，谁消谁长，不是看谁的实力强大，而是看蒋介石的态度，看蒋介石制衡的需要。
　　

疏导淮水（1）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
　　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
　　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
　　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
　　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
　　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
　　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
　　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
　　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
　　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
　　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
　　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
　　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
　　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1932年7月，陈